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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是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所在，它反映出通过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和第一世界的移民知识分子所折射出来的、殖民地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上的混血联系。
如果这背后没有霸权问题潜伏，那么，这种混血状况可能真的会符合自然规律，产生优良的文化成果。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现象告诉人们，这种混血状况正是殖民的成功之处，就像一个通过强暴事件而出生的后代，你可以在情感、道德、法律以及其他领域进行事后的拒绝和反抗，但都不能否定罪犯作为父亲的事实。
当然，你也不能反过来，因为他是事实上的父亲就否定其曾经的罪行。
这种两难情景究竟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本土与西方的关系？这种文化上的殖民是如何发生的？难道仅仅是强制性的吗？这些问题，在以上谈到的黑人的“哈莱姆文艺复兴”
、“文化传统认同运动”
以及在“英联邦文学研究”
中，仍然没有从正面深入地展开。
他们使文化后遗症问题得以突出的显现，并由此产生出强烈的文化上的“自我重塑”
意识，他们力图挣脱西方文化的捆绑，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但总的说来，这一愿望如何实现，以及由此牵涉出来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对于西方文化是如何参与殖民历史等问题，则留给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殖民话语分析。
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奠定这一分析基础的当首推弗兰茨·法侬。
法侬首先明确地认识到了殖民地的文化反抗和它所遭遇到的悖论，意识到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控制的秘密机制。
赛义德曾经评论道：“法侬是第一个认识到正统的民族主义走着帝国主义铺设的道路的重要反帝理论家……所以简单地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就是在重复、扩大并且制造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
同时，法侬也敏锐地觉察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征服与帝国主义对真理的垄断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垄断之上，是西方文化生产的离奇神话。
[56]这个神话就是，西方人的到来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是为殖民地带来西方的文明，法侬谈道：“殖民统治所希图的整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使本地人相信，殖民主义是为了给他们黑暗的生活带来光明，他们有意想得到的效果就是向本地人的头脑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这些定居者离开了，他们就会立即跌回野蛮、堕落和兽性状态。”
因此，他们要本地人下意识地相信，殖民者不是为了要本地人感恩，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亲可敬的母亲形象，而是为了不断地约束他那些执迷不悟的子孙，使他们脱离慢性自杀和放纵自己的邪恶天性。
“殖民母亲要保护他的孩子远离其自身，远离其自我，远离那些恰恰是其本性的生理、心理及其不幸遭遇。”
[57]总之，要被殖民者否定自己并学会憎恨自己的一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法侬从心理学的角度，在较深的层次上探讨了文化后遗症在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问题中的体现。
他也使得人们在殖民历史的研究中不得不注意到文化殖民和文化反抗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或者说，他使人们看到，殖民历史并不会随着民族独立而结束，因为民族主义的斗争、政治上的独立，都不能解决头脑和心理的独立问题。
正如在他的著名作品《黑皮肤，白面具》中力图说明的，黑人的反抗不是要努力重新树立自我，而是力图变成白人，这与黑格尔分析主—奴关系时说到的“奴隶最终取得自己的独立和对象化”
完全不同。
吉尔伯特认为，法侬“把心智上的混乱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关联起来，这是他对当今后殖民主义辩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58]
法侬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系统性，它不仅仅是对一个民族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而且其背后还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支撑。
这些认识，都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殖民历史，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并重塑自我意识，最终才能达到法侬所说的包括个性的各个方面在内的“总体解放”
。
实际上，这种从心理层次来进行的文化对抗方式并非法侬一个人的主张，前面我们谈到的甘地，不仅在自身的经历尤其是教育背景等问题上与法侬相似，同时也有着相似的解放思路，他们分别代表了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反抗。
一个立足于宗教意识，一个立足于哲学思想。
不过，尽管法侬和甘地这样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殖民主义中的文化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所借重的那些西方资源也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批评的牺牲品，因为他们依旧身处自己意识到的这个悖论漩涡。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他们还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普适主义根基与殖民主义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
如果我们要把赛义德的《东方学》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真正起点的话，那么，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根基所进行的检测正是一个醒目的分水岭。
这种检测，没有我们前面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自检传统作为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的出场是殖民历史及其文化后果的反思与这一自检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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