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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反抗而言，文化上的自觉反抗也的确在时间上晚于政治经济反抗。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只有在脱殖之后，尤其是在全球化境遇下，殖民主义的文化后果才得以深刻地显现出来，对这一后果的理论反思才有了可能。
所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
是脱殖后的文化反抗逻辑发展的产物。
由于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上的独立在脱殖的终极意义上显得可疑：第三世界所承受的压制和剥削一如既往，因此，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也是反殖运动在以文化为主的领域中的继续，其结果很难说是“恢复殖民地文化”
——这种可能性也是可疑的——而更可能的是德里克等人希望达成的政治经济反抗的新阶段。
三
在本文最后，我们需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判要去讨论这一事后性的文化问题？为什么这种讨论会在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否是前殖民地——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或者如有的学者质疑的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无权利和资格去讨论和批评西方文化霸权？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是否就应该保持沉默？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内容与殖民历史相关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前面只是讨论了殖民主义及其文化后遗症问题，而要解答以上问题却必须越出这个视界，看到后殖民主义所涉及的议题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许从后殖民主义关联的“文化后遗症”
这一事后性的角度，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和今天世界关系的实质，这也许就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替代性叙事的意义。
但是，反过来看，文化问题在殖民历史中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之所以成为重新检视殖民历史的重点对象，在于它与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之间的同谋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后殖民主义关系的文化问题背后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化上，忽视“今天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
正如斯皮瓦克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研究来说，华尔特·本雅明的著名言论‘没有一种文化文献不曾经并且同时是一种野蛮主义的记录’应该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文化主义’拒绝经济全球运行，是不能把握随之而来的野蛮主义的生产的。”
[62]换句话说，文化问题揭示出的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因为民族国家的独立而结束，而仅仅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这个新阶段之所以能够开始，在于它通过殖民历史达成的前期积累的完成。
本文认为，这种积累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只不过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形成两个阶级，而是形成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两个阵营；同时，这种积累不仅仅是经济的跨国原始积累，同时也是文化的原始积累。
没有这种积累，全球化状况下的世界经济和文化秩序、西方世界优越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形象就不可能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从历史角度解释当今状况的尝试。
换句话说，后殖民主义的出场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背景息息相关的，德里克曾清楚地指出了这种关系，并认为指出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主义何以产生，而且可以解释它何以迅速风靡思想界”
。
[63]
正是通过对殖民历史中的文化问题的关注，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依赖的依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当这个关系形成的时候，的确如当年的殖民者说的，“离开了我们，你们将重返野蛮落后状态”
。
就像在原始积累后形成的自由劳动力离不开资本家一样。
因为，通过殖民历史，一种国际性的劳动分工已经形成。
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指出：“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后者受到由世界统治中心控制的增长条件的制约。”
[64]但是，作者主要是从马克思的殖民理论出发的，把依附的形成主要归因于殖民主义在经济上的原始积累，忽视了文化上的原始积累，因此依旧存在唯经济论的嫌疑。
因为，如果不考虑文化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要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方向限定在自由主义的范围，没有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观念和西方文化强势观念的树立，前殖民地的发展就会脱离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自由市场的轨道，从而与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运转链条脱钩，发达国家优越的经济和文化状态就无法维持。
同时，这种依附的形成成功地把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转移到国际之间，通过积累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把财富的来源“通过高科技的作用而转移到了那遥远的、处于黑暗角落的第三世界之中去”
[65]。
他们现在唯一值得做的就是维持这种世界秩序，通过各种方式把这种秩序合法化为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提醒到：“万分首要的是，人们必须分析国际法及有关机构的现存状态……所谓全球国际法在其具体的实施中仍主要受到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
几乎总是它们的经济——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准备和应用，或者换句话说，实施其决定，正如人们用英语表达的，是由这些力量来makesthede（作出决定）。”
[66]哈特等人则把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描述为一种新的帝国秩序，它与过去的帝国秩序的区别在于，过去的帝国之间存在竞争和冲突，现在则是共同维护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制度，当然这种制度的维护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伦理的普适性和真理性来完成的，而民族国家中独特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都成了这一普适性的障碍，“在帝国之中，伦理、道德及正义都被投入到新的维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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