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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底层，同时在文化上，在历史中，他们也只有被再现、甚至被抹擦的命运。
在历史的喧嚷中，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
那么，该如何重新认识属下阶层并形成其自身的主体意识、发出自己的声音呢？在这个问题上，斯皮瓦克一方面批评了福柯、德勒兹等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话语所具有的盲目乐观；另一方面也对以古哈为代表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恢复属下历史和声音的做法表示质疑。
我们知道，福柯的“权力”
同德勒兹的“欲望”
一样，包含了对自治性主体的批判，是以去主体化为特征的。
“欲望”
和“身体”
在这里十分明确地代替了意识的位置。
在福柯的语法中，欲望就是身体，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身体与身体之间的控制关系，这中间没有主体和意识的立足场所：“在‘人之死’的宣告中，‘意识’也一起被埋葬了，他不承认有一种主体意识的东西，他当然就不承认意识形态这一套理论。
福柯放弃了主体，取而代之的是身体……”
[68]
在取消意识形态的作用的情况下，后结构主义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的批判理论呢？为了避免话语理论与霸权意识形态的共谋，避免再现所造成的压制，德勒兹否定了理论对现实的指涉。
他把理论看成实践行为本身，把它作为现实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现实的“反映”
，他认为这可以成功地取消理论的再现性质：“再也没有再现了，有的只是行动。”
斯皮瓦克指出了德勒兹的那个著名的申明：“一种理论就仿佛一箱工具，与能指毫无关系。”
“理论的行动和实践的行动就像驿站和形式网络一样相互关联”
。
[69]与这种信念相关的是，他们认为在再现性的现实之外将会存在一个纯粹的“客观现实”
。
德勒兹认为，“现实就是在工厂、兵营、监狱、警察局里实际发生的事。”
与这种把理论当成实践的一部分的想法类似的是，福柯认为，意识形态的再现性作用现在应该被具体的权力实践所取代，“权力实践比意识形态信仰更为根本”
[70]，在他看来，宏观权力的斗争形式并不能穷尽微观权力斗争的广大领域，权力实践本身在这里意味着的是，权力的反抗和斗争将只围绕权力关系发生的那些细微的策源地，即所有不计其数而微不足道的东西。
比如一个小头目、一份报纸或者一个工会会员等。
[71]“如果人们是与权力（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进行斗争，那么，凡是承认无法忍受权力之人，只要他们处于自身的能动性（或被动性）之中，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开始这种斗争。”
[72]这类似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只不过这种压制不仅不是宏观的，同时也不是自为的，它更像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二元关系之中的本能行为。
也就是说，受压迫的属下阶层能够自动进行反抗，能够自己发出声音，而不需要知识分子去“再现”
他们。
事实上，正是在面对斗争和抵抗的问题上，斯皮瓦克十分敏锐地发现了福柯等人的“理想化”
色彩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
首先，欲望或者福柯的“身体”
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地取代主体性问题，在属下阶层的反抗中，在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属下是否真的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需要再现的作用？
就主体问题而言，斯皮瓦克认为，德勒兹对欲望的定义并不能改变与“欲望着的机器”
的生产相关的“欲望着的主体”
的特殊性，尽管这被后结构主义称为“剩余主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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