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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欲望与主体之间的关联被认为是无关或者仅仅被颠倒了之时，那个秘密出现的主体效应就会非常相似于理论家的概括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主体。
这也许既不是劳动也不是管理（的主体），而是社会化资本的合法化主体。”
由于“欲望”
同“无意识”
、“意志”
和“文化”
一样是一种“类主观”
概念，它不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界定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以欲望的名义重新在权力话语中引入了一种“未分化的主体”
概念，即一种普遍的人性意义上的主体，只不过是用欲望代替了理性。
对于福柯等人来说，由于引进“欲望”
和“权力”
等概念，“工人们的斗争”
因此就不是与“阶级意识”
联系，而是与“对任何权力起破坏作用的任何欲望”
相联系。
福柯于是认为：“人民大众完全了解，显而易见……他们比知识分子更加了解，他们当然也充分地发表意见。”
德勒兹进一步点明了福柯取消意识形态再现作用的意图：“其目的在于创造能让囚犯自己说话的条件。”
[73]
这里的“欲望”
、“身体”
和“权力”
等概念不仅没有真正消除主体性问题，反而由于欲望机制的主体效果而潜在地确立了霸权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化资本的主体合法性。
其客观结果反而是放弃了知识分子在反抗中的职责。
它忽视了赛义德所真正强调的东西——批评家的制度性职责：“（福柯）低估了历史中的刺激性力量，诸如利润、野心、理想和对权力的纯粹热爱。
对于历史并非同质化的法语版图，而是不均衡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这一实际情形，他看上去并不感兴趣。”
[74]“工人们的斗争”
变成了一个第三空间的、自动进行的行为。
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不过是一种对于他者斗争的理想化的设计，仅仅是服务于理论建构的需要。
福柯“自由的反抗模式”
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赛义德还是斯皮瓦克坚持的都是葛兰西的方向。
吉尔伯特对此有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葛兰西和福柯之间最突出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他们的抵抗观念中。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把福柯看作是一个强烈的悲观主义思想家是合情合理的。”
[75]因为“到处都是反抗”
，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到处都没有反抗”
或者“反抗将永远不会真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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