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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的风吹过海面，穿过大开着的窗户，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空气清新了……在那一刻，真正的智慧抚慰了我，向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来自欧洲的甜甜的风在格外清新的树叶间互语，大西洋在自由自在地咆哮着……“走吧”
，希望说，“再到欧洲去吧，如果你让她按照病情需要得到照应，你就已做到了上帝和人类要求你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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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段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应的对立关系，人与兽的对立，人间与地狱的对立。
在简的眼中，伯莎·梅森人兽难辨，甚至就是“披着衣服的野兽”
，这样的人，从人的角度讲，罗彻斯特显然是无法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是受了欺骗，受着委屈的。
而与此相呼应，罗彻斯特则把伯莎·梅森所出身和成长的西印度群岛，把这片英属殖民地看成是地狱。
他要逃出地狱，争取正常的、文明人的生活；而呼唤他，帮助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欧洲，这个有法律的地方，这个生活着“人”
而非“兽”
的地方。
正是这种意识使罗彻斯特将伯莎·梅森带回英国，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黑屋子当中，并无视法律与简结婚。
在小说中，简以人与兽的不同来区分她、罗彻斯特和伯莎·梅森，罗彻斯特则以人间与地狱的对立来区别英国和它的殖民地。
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区分，为简与罗彻斯特关系的合法性，为简从一个反家庭的位置到拥有一个合法家庭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区分无疑是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简·爱》的读者中，能够对那个在简的眼中简直像“鬣狗”
、“野兽”
和“吸血鬼”
的伯莎·梅森产生同情的人为数当然不多，而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她们合写了一部女权主义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不过是简·爱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
但在她们之前，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就对这个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以《简·爱》提供的情节为线索，根据自己对疯女人出生的社会环境——19世纪英国在西半球殖民地的亲身了解，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
与《简·爱》最大的不同在于，疯女人是人不是兽。
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从小过着寂寞的生活，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彻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
按照英国法律，她把3万英镑陪嫁全部归到罗彻斯特名下。
然而，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爱情。
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彻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他，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
最后，罗彻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
很显然，对于《简·爱》来说，简·里斯的作品就是一篇翻案文章，表明的是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对于这部小说，斯皮瓦克分析道，里斯暗示了：即便是个人或人的身份这样私人化的事情，也可能是为帝国主义政治决定的。
斯皮瓦克指出，在里斯的小说中有许多镜像的隐喻。
如蒂亚这个牙买加的黑人少女，是安托瓦内特的女仆，也是她童年的伙伴：
我们吃同样的食物，肩并肩地睡觉，在一条河里洗澡。
我一边跑，一边想，我要和蒂亚一起生活，我会喜欢她……当我跑近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拿在手里的棱角不齐的石头，我还没有看到她扔……我们互相瞪着，我的脸上流着血，她的脸上流着泪。
我就像在一面镜子当中，就像看到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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