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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邱妙津不认识，只因为某个朋友重叠而提早得知这消息，当时她于我只是一个年龄相近却比我早慧许多的作家，并不知道她自杀的种种因由。
我正在准备自己第一本小说的出版事宜，才刚踏入台湾文坛与同志圈，初接触“同志”
“酷儿”
“性别运动”
，彩虹旗帜飘飘，天上翻飞的都是名词。
邱妙津生前勤于创作，著作却在死后才引起广泛讨论，但她是早熟的天才型作家，在台大求学期间已经头角峥嵘，一九九一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鬼的狂欢》，她拍短片，写剧本，寻求一切创作可能，一九九四年出版后来被当作女同志文学经典的《鳄鱼手记》，她大我一岁，我们都是双子座，她先我后生日差别不到十日。
但我没见过她，我的脚步总是慢了一点，她自杀那年九月我才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恶女书》，因为小说内容涉及女女情欲，书籍被封上胶膜，贴着“十八岁以下禁止阅读”
的警语贴纸，一出版就引发争议，我因此结识许多当时台湾最前卫、聪敏、优秀的性别运动者、学者、作家、艺术家，一脚跨进“同志”
的世界，进入了“运动现场”
。
一九九六年五月，邱妙津的遗作《蒙马特遗书》出版，长期高居书店畅销排行榜前几名，那时无论在同志圈或文学界，她已是传奇人物。
从第一本小说到后来陆续出版的作品，她最常见的照片，可能拍摄于就读台湾大学时期，小麦肤色发亮，一双滴溜眼睛灵动，穿着牛仔外套，小男孩似的神情。
《蒙马特遗书》初次问世的封面上有着她略微左侧半身的近照，或许拍摄于巴黎，厚黑过耳短发，流海稳妥梳开，金框眼镜，身着暗色大衣，仿佛正在逐渐迈向成人世界的边缘，仍感到跻身的疼痛，镜片后的眼神眺望远方。
二十六岁最后身影。
一九九六、九七、九八年，是同志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好时代，是“那些花儿们奔挤簇拥，争奇斗艳，众声喧哗的现场”
，我常纳闷或怀疑邱妙津就在场，在那彩色人龙里，数十人或数百人，从她生前就读的台湾大学正门口出发，一次又一次地上街游行，那时活动强调的是“现声身就是力量”
，都还不是后来真正如嘉年华的数万人同志大游行，而是像打游击战，是由各地的学校与民间社团组成，以抗议各种“歧视事件”
组织成的游行，学生们自发组织读书会，办演讲，搞座谈，那时大家会拼命翻译、设法出版欧美超前二十年的性别运动理论，各种影展里凡与同志相关的电影都引发热烈讨论，学生或创作者或评论家群聚，我曾参与或旁观过许多次。
那时，台湾社会各界涌动着一股蓄势待发的气氛，处在一种“战斗状态”
，上街的人们仍犹豫在“曝光”
“现身”
的各种复杂压力与思维里，有人会选择戴上嘉年华的面具，无论是塑料制只露出眼洞如《歌剧魅影》的纯白全脸面具，或者威尼斯风格只强调眼睛部分，手拿或头戴，蝴蝶形状，饰以羽毛、水钻、珠串、彩绘的半脸面具。
那些年我常巡回各地大学校园演讲，参与各种正式成立或私下聚会的社团活动，在无数次演讲座谈会上，谈论我自己的小说或者，关于酷儿与同志。
我们讨论着“性别认同”
“T婆问题”
“出柜与否”
“同志人权”
，一场又一场的活动里，从性别政治、身份认同、情欲流动，讨论到家庭处境、社会位置，台下总是坐着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大家的言谈之间还充满我一知半解的名词与术语。
我是个乡下女孩，小说里描绘的女同志情欲多半出于幻想，我甚至是在《恶女书》出版后才正式交往了第一个女朋友，我的身份认同，对同志世界的理解，其实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现场演习”
所得。
那时我常想，如果邱妙津还活着呢？就差了一年不到啊，她预言般写出的那些问题，透过“鳄鱼”
这一形象清晰传达的同志处境的艰难与苦谬，仿佛该是她坐在那些演讲台上热烈地与台下的学生讨论，我想她会比我更懂得那些外文翻译来的名词，更懂得那些需要大量时间消化的文化背景，而且，她才是真正创造了“拉子”
“鳄鱼”
这些深刻影响女同志文化，并且使它们直接变成“新名词”
的人。
她的作品被大家传颂、引用、讨论、研究，她的生平、事迹甚至她阅读欣赏的小说、作家、电影导演，所有一切都成为女同志世界里一座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眺望的高山，成为那一代文艺青年效仿参照的对象，甚至有人直接就说，“邱妙津是我的神”
。
一九九七年，在一个同志团体举办的“同志梦幻情人票选活动”
中，她甚至打败了所有还在世的影视明星，得到票选第一名。
但她从来不是我的神，而更像是一名未曾谋面的同伴，尽管我们并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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