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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1日)
第二讲方法的自觉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
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证据。”
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
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
,因为他们都已比较养成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
,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
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今天我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
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
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
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
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就是假设的错误。
他便毫不犹豫地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
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地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
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
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
他们穿上了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
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的态度。
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堂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
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为例。
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
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
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
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
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而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
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
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地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
1860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
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
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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