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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52页。
［7］［英］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绪论”
，第1页。
［8］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
》，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1）。
［9］关于“文化史事件”
，笔者在此书2009年初版后又有过一点阐发。
我认为：“‘文化史事件’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的存在不局限在语言、思想、学术、文艺、教育、宗教等个别具体的文化门类之内，而是具有多门类的跨越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史事件’，或者‘文学史事件’，‘艺术史事件’而已。
与此相关，它的影响和作用也能体现出某种文化的综合性、持续性，蕴藏着值得深究回味的独特的‘文化史意义’。
二是它的发生，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常常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文化史意义，有的甚至还需要经过后来人文学者的反思性参与，才能得到彰显。”
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
，第4页。
［10］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
［11］如，蒙树宏：《说“她”
》［载《辞书研究》，1981（4）］；凌远征：《“她”
字的创造历史》［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4）］；贡树铭：《刘半农和“她”
》［载《咬文嚼字》，2002（4）］；朱金顺：《有关“她”
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38）］；杨建民：《刘半农与“她”
字的故事》（载《中华读书报》，2002-02-06）等。
此外，一些有关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传记，对此问题也有零星涉及。
［12］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173页。
沈兼士：《“鬼”
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最早刊载于1935年《国学季刊》第5卷第3期。
［13］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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