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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31］从而遭到许多主张“伊”
字者的抢白。
用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话来说就是：“‘她’字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
［32］
在刘半农之前，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都曾提出类似改“他”
音读“拖”
音的建议，但不久之后都又以为这不免有点“矫揉造作”
而自动作罢。
前述寒冰针对刘半农提出的“她”
字发音问题而进行的种种驳难，也能表明，在与“伊”
字竞逐的过程中，“她”
字的拥护者们因主张“她”
字不同于“他”
的发音，反而使自己一度处于某种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实际上，“伊”
字不仅在正式的争论中一度领先，在实际的被运用过程中，也曾经显出优势来。
当笔者带着“她”
字和“伊”
字使用频率这样的问题意识去阅读五四报刊等文献的时候，明显感到，1919年至1922年间，新文化圈对“伊”
字作第三人称单数词的使用要多出“她”
字不少。
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钱玄同不用说，茅盾（沈雁冰）虽在1920年的时候偶尔用过一下“她”
字，但1921年之前绝大多数的时候则都自觉使用“伊”
字；叶圣陶在放弃“他女”
之后至1922年7月以前，朱自清在1919年至1922年4月前，也基本都使用“伊”
字；李大钊、邵力子、李汉俊、梁宗岱、陈望道、刘大白、黎锦熙等舆论界和语言学界的活跃人物，1919年至1922年间也都自觉使用“伊”
字，其中有人甚至延续使用“伊”
字到很晚。
下面，我们不妨以诗人钱杏邨（阿英）1921年7月发表的《大丽花》［33］一诗为例，看看当时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伊”
字进入诗文的具体情形之一斑：
大丽花
红的——十分红的舞衣，
披在伊美丽的身上。
衬出伊的脸儿——洁白；
伊的发儿——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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