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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现代性诉求直接挂钩，而只能归结为汉语“多字可以同音”
这一传统的强力延续及其与其他现代因素共同作用的互动之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she”
或“elle”
之类）的设置，乃至区分男、女、中的整个性别代词系统的存在本身，均不能说直接就是语言现代性固有的标尺。
在西方，各种语言内部早在其现代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产生此类语言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西方语言中那些原本并不必备“现代性”
价值的词汇和概念，在转化成中国语言形式时，却也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不能带有“现代性”
因素或功能，或者说一定不会卷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
的直接行为中。
这里，时空已发生错位，刘禾的那种“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Practice）理论［7］，或许能够发挥一点解释作用。
由于中西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后发”
现代化国度的新文化人，在将“先发”
现代化国家语言里女性第三人称代词转化成中文词汇的“跨语际实践”
中，自觉地赋予这种性别代词以诸种现代性的使命与意义，寄予一种现代性的追求，乃是十分自然的。
不过需要同时强调的一点还在于，在这些西方语言的性别代词里面，本身就存在着可供中国人进行类似精确性和男女平等价值想象的可能空间，此乃这类“跨语际实践”
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
其实，即便不考虑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之区分与西方语言文化中的那些现代性因素是否具有涵容关系，仅仅将其视为众多西方语言文化系统里一个难以忽略的现象来加以简洁有效的中文“对应”
，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
当时，与现代性伴随的全球化过程相一致，满足或适应一种同世界性强势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时代需要与挑战本身，也未尝不可以说是语言“现代性”
的体现或现代化的要求。
西方语言在这一过程中，难道不也同样吸收了东方语言的东西吗？刘半农在论证“她”
字的合理性时曾指出，即使该字并不能在汉语中最终流行开来，仅仅作为一种西方语言文化的翻译词存在，也是有其用处的。
可见他对此种意义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从本质上说，不同文明下的语言或许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有没有男女第三人称代词的区分，也不构成为某种语言内在的“不足”
、“缺陷”
或者“优长”
，在这一点上，笔者与刘禾的看法并无不同，因为不同语言的形成，均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8］。
但若是具体到各种语言自身的内部去看，每种语言无疑又都有着各自不断丰富、发展和先后经历现代化洗礼的过程。
以前没有“她”
字，固然不能说是中国语文内在的缺陷，但有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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