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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笔者来说，本书将“现代性”
作为一个解释历史的概念工具来使用，是较为自觉的，也是深知其解释限度的。
这从原书第153页笔者郑重其事的一个长注中，读者不难查知。
该注释写道：
“笔者并没有‘现代化’或‘现代性’情结。
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仍是可供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也仍有可以改进、发展的必要和空间。
何况早在20年代初‘现代’一词即已流行，30年代中期，‘现代化’概念也已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了解，并成为影响当时现实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观念。
开放型、发展中的新的文化史研究，固然可以置重‘叙事’，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
……实际上，对于西方这种既存的‘新文化史’，我们也当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
从剑利博士的有关批评来看，她对于笔者上述双重反思的自觉意图，似乎体察不足。
当然，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与笔者的旨趣仍存不合之处。
实际上，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笔者主要是从“现代性”
的视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现代性诉求”
为线索，来揭示“她”
字的创生、社会化认同以及最终战胜“伊”
字的过程、原因等相关问题的，而并没有像剑利博士所批评的那样，把“她”
字的获胜，简单归结为其全然符合“现代性”
的结果。
正如拙著所揭示的那样，在“她”
字产生和认同的过程中，有些现象即便从现代性的矛盾结构出发，或者从多重现代性因素彼此互动的角度来观察，均很难给予圆满的解释。
比如，像“她”
字最终仍与“他”
字同样发音一点，便无法只从国人“现代性”
诉求的单方面来给予说明，恰恰是传统发挥了较大作用。
因此笔者认定，“她”
的创生和社会化认同，归根结底，只宜归结为中国人的现代性诉求，包括体现这类诉求的“大众语运动”
等社会现实，是与西方语言、汉语传统等因素彼此互动的历史结晶、文化产物。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人的“现代性诉求和选择”
，虽的确影响了“她”
字故事的开局和结局，可谓最具能动性的决定因素，但它却也并非只是单方面发挥作用的唯一重要因素。
就开局而言，它离不开西方语言的直接刺激和启发示范；就结局而论，它更无法摆脱传统的奇特制约和微妙影响。
不仅如此，即便围绕“现代性诉求”
本身来展开分析，拙著也没有走向片面化和单线化，如讨论男女平等观念对“她”
字的影响时，就既注意揭示那种以此为由公然反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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