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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半途而废也不是办法，那些投奔他的工人还要吃饭，挣扎了一阵子后，刘鸿生只能接受现实，继续奔走大西南和大西北，努力办厂。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三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这些工厂垄断了大后方市场，获利甚丰，但官股占五分之四，刘鸿生只是小伙计，利润大多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千姿百态的，但是在后来的20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却非常艰难曲折。
中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
战争中的惨痛损失，战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让当时的许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
1949年以后对留守内地的工商业资本家的改造，则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
刘鸿生和刘氏企业是一个见证：见证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黄昏；见证了一个灰暗时代的结束；见证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彻底消失。
从辍学开始，刘鸿生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位上海大亨。
这个理想也确实实现了，虽然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在民族大节上，他比许多人做得更坚决，并因此几乎损失了前半生全部的奋斗成果。
在大后方，他依然千方百计办实业，那种认为他没有实业报国理想的说法是很偏颇的。
刘鸿生一生笃信基督教，这种人生选择和他的教会学校背景有关。
实际上，在刘鸿生生活的那个年代，企业家们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佛教、天主教。
哈同是犹太教徒，刘歆生是基督教徒。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缺乏思想依托。
这时候，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包括民族企业家，都需要一种支撑他们奋斗、开拓市场的精神动力。
在这方面，宗教起了很大作用。
具体到刘鸿生身上，他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企业利润都用在再投资上面了，这多少有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色彩。
由于出身社会底层，在艰难地向上打拼的过程中，刘鸿生表现出对于人际关系的超强的掌控能力，有一种超凡的在江湖中游刃有余的谋生技巧。
在老百姓看来，这是红黑两道，有点像流氓大亨，但是在历史学家那里却另有说法。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家龙在《大公司与关系网》一书中，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例分析了刘鸿生的这种能力：
事实上，贯穿刘鸿生一生，他都在巧妙运用这种关系学，着力培植了基于家庭、同乡、同学和其他的各种关系——
家庭关系：刘鸿生的老丈人叶世恭就是办火柴厂起家的，当然给予他不少帮助。
他的哥哥刘吉生作为他最重要的创业助手之一，兄弟二人曾经长期一起风里来雨里去。
同乡关系：刘鸿生能进入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就来自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推荐；1920年至1937年间，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一老乡组织的会长。
同学关系：虽然没有拿到圣约翰的学位，刘鸿生却在创业成功之后成功创办了圣约翰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为他在上海的各类资源整合平台。
后来，他的好几个同学都在他的企业里担任银行经理、会计等重要职务，他的学长宋子文更是成为他后来的一个政治优势。
通过宋子文，他曾得以承揽蒋介石部队的军呢用料。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居于中心的自然是刘鸿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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