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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92年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机制的快速启动，随着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的社会问题也纷至沓来:环境污染前所未有，权钱交易与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也开始显山露水，如东西部经济的差异问题，贫富悬殊加大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农民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问题，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问题，伦理道德失范问题……童庆炳认为，这种种的问题都可以在思想上概括为“拜金主义”
和“拜物主义”
的流行。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背景中，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开始以种种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发言:“人文精神”
大讨论的几年延续，“新理性精神”
的提出（钱中文），对“新意识形态”
的概括与批判（王晓明）。
这些话语可能还不十分严密，但它们背后的逻辑起点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人文关怀”
。
而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思想诉求中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学人走出了短暂的低迷时期，并试图以他们独特的思考、特殊的社会体验和生命体验、并运用特殊的话语表达来体现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历史忧患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
童庆炳指出:
中国社会发展到90年代，情景发生转换，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
的政治，而是前述的市场经济所伴生的大众流行文化以及“拜金主义”
和“拜物主义”
对人们欲望的挑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此感到忧虑，现实转折激起了他们再一次参与社会的热情，“文化研究”
就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参与社会的主要形式之一。
[6]
由此看来，“文化诗学”
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但在其背后，实际上却隐含着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目前现实境况的一种回应，也反映出他们走出书斋，关注现实，参与社会的理性思考，其中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为什么童庆炳没有直接说“文化诗学”
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参与社会的主要形式之一，而是提到了“文化研究”
?他所谓的“文化诗学”
和当下学界盛行的“文化研究”
究竟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若要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深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学术语境中作进一步的思考。
根据童庆炳的归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中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变化和转折。
第一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形象思维”
大讨论最终演化为“文学审美特性”
的学理命题，其目的是要和“文学为政治服务”
的政治命题分庭抗礼。
第二次发端于80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为了清算文学反映论所存在的学理缺陷，一些学人更多地采用迂回进攻的战略原则，转入到文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去寻找学术资源。
第三次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
受西方“语言论转向”
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特殊的现实境况，许多学人开始了对文学的本体研究。
第四次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人文关怀的感性吁求逐渐定格成“文化研究”
的学理探讨。
如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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