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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显学，许多的学者已意识到，正是“文化研究”
给中国的文学理论带来了活力，也给文学理论界的学人开拓了新的思考空间。
[7]
这样的概括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演进确实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逻辑线索。
大体而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是“向内转”
，最终走向了韦勒克所谓的“内部研究”
;而90年代中期至今，文学理论则开始了“向外转”
的历程，文化研究则是“向外转”
的具体结果。
现在看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向内转”
是一次合理的选择，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文学理论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批评也演变成了政治批判，中国的文学理论在新时期之初已经千疮百孔，无法履行文学批评的神圣职责。
而文学理论转向心理学和语言学，文学批评走向审美批评，正是要改变文学理论的形象，让文学理论成为“文学”
理论，而不是成为政治学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
但是，当文学理论向内转到一个极限时，它也就像英美的“新批评”
一样，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中。
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只有文本，文学理论家也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家。
那种把文本大卸八块然后科学分析冷静解剖的做法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却把一个活蹦乱跳、生气灌注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僵死的生物标本。
毫无疑问，文学理论要想摆脱自身的困境，就必须“向外转”
。
于是，“文化研究”
开始进入了文学理论界学人的视野。
一般所谓的“文化研究”
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和霍加特。
霍加特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并首任主任，此后，该中心进行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
比如，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考察，他们发现这种亚文化实际上对体现着中产阶级保守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构成了一种象征形式的抵抗，具有深刻的阶级内容。
由于其具体操作充分考虑到了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了起来。
而按照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看法，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的罗兰·巴特。
巴特在其早期著作《神话论文集》中对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等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解读，并指出了这些日常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意义。
[8]因此，亦可把巴特的研究看作文化研究的一种形式。
由于“文化研究”
来自西方，所以当它在中国出现的时候，遭到了许多人的误解，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步西方人后尘的、盲目的集体行动。
对此，童庆炳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文化研究”
早已在西方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按说中国的学人应该早一点“拿来”
，“可为什么文化研究不是在中国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受到注意，而是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才被作为一种学术资源而有意地借用呢?根源还是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中。”
[9]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学人拿来什么，舍弃什么，却是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的，只有当西方的某种理论与中国的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形成一种同构关系时，这种理论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于是，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人从西方世界拿来“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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