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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
的基本内涵
为什么童庆炳并不完全赞成“文化研究”
的做法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他对“文化研究”
的质疑:“目前文化研究的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环境污染、去解读广告、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住宅小区热、去解读小轿车热、去解读网络热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岂不是要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
[11]
无论是从西方“文化研究”
的发展走向思考还是从中国“文化研究”
的存在状况考察，这样的质疑都是可以成立的。
国内学者在总结西方“文化研究”
的基本倾向时曾做出如下归纳:第一，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第二，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第三，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第四，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第五，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12]
一些学者在谈到文化批评（中国式的“文化研究”
）时，又进行过如下思考:“文化批评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角度解读文本，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作出审美判断。
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
[13]从以上的归纳和思考中可以看出，西方与中国的“文化研究”
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文化”
，它把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或文化事件当成一种“文本”
，从而进行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症候解读。
在这种解读的过程中，“文学”
基本上从“文化研究”
的视野中淡出或消失了，或者即使涉及“文学”
，也仅仅是把它当作文化解剖刀之下的一个小小的例证。
在西方，这种“文化研究”
的思路已蔚然成风;在中国，与西方“文化研究”
基本一致的操作方案也渐成气候。
比如，洪子诚就指出，谢冕与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著作中有一个共同趋向，即对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环境、文学生产的关注大大超过了作家与文本（其实这就是“文化研究”
向“文学研究”
渗透的结果），而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则可以看作“文化研究”
的具体实践，“这种研究，有时可能离‘文学’很远”
。
[14]在专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尚且如此，那么一旦挣脱了学科的束缚，“文化研究”
便如脱缰之野马，变得更加无拘无束了。
于是便出现了童庆炳所指出的那种情况:“文化研究”
已经或正在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文学”
如同弃妇，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可怜虫。
既然“文化研究”
已走火入魔，就必须对它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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