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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立足于当时的本土现实，90年代中期以来拿来的“文化研究”
同样也是立足于今天的本土现实。
而一旦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的语境中，它就必然要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相遇，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对话之后，这种理论也就必然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对于目前中国文学理论界盛行的“文化研究”
，童庆炳从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而由于这种肯定又是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冷静思考和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走向的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这种肯定的背后，首先体现出来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弥足珍贵的人文**。
根据齐格蒙·鲍曼的分析，西方世界伴随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也发生了从“立法者”
到“阐释者”
的转换。
[10]而在童庆炳看来，对于一个众多的普通百姓还在谋求温饱、更多的现代性秩序还有待建立的国度来说，大谈后现代性毫无疑问是一种奢侈。
这就意味着他所秉承的依然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被鲁迅等人建立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优秀传统。
这样的知识分子以介入现实、批判社会为己任，以对社会不义的谴责和对低层民众的关注为目标，以启蒙理性的价值追求为归宿。
当然，由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现代知识分子不一定就必须采取左拉那种“我控诉”
的方式。
把知识分子的人文**内化为学理的探寻与追求，应该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
另外，肯定“文化研究”
又意味着童庆炳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走向的清醒判断与理性选择。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在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之后，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外部研究”
的旅程。
对于这样的“研究”
，一些学者是有看法的。
他们或者以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或者因为对西方的东西有一种拒斥心理而对这种研究嗤之以鼻，要不就是自己好不容易在自己经营的审美的园地里有了收成，从而产生了一种画地为牢、故步自封、裹足不前的心理。
童庆炳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审美研究的集大成者，按说他完全可以守着自己的园地继续精耕细作，但是，当他意识到是否肯定“文化研究”
乃至是否借用“文化研究”
的思路与方法，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的何去何从、甚至关系到文艺学学科的生死存亡问题时，他给“文化研究”
投下了赞成票。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重重的一票，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责任意识，传达出一种理性的选择。
由于童庆炳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扮演着领路人的角色，这一票又具有了一种示范效果。
许多人将会发现，当他们步出审美的园地，跨进文化的城池之后，文学理论将会面对一个广阔的空间。
但是必须指出，尽管童庆炳从总体上肯定了“文化研究”
的合理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赞同目前“文化研究”
的具体做法。
正是为了拨正“文化研究”
的航向，他才提出了“文化诗学”
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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