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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崇福克纳的精神:“我不想接受人类到了末日的说法……人是不朽的”
，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就是人类昔日的荣耀”
。
[9]这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体现。
第三，“新理性精神将站在审美的、历史社会的观点上，着重借助与运用语言科学，融合其他理论与方法，重新探讨审美的内涵，阐释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
[10]第四，“新理性主义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彻对话精神，文化交流应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
[11]不难看出，“新理性精神”
是在更新了旧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以对话的方法，揭示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以回应当前社会精神的萎缩、贫乏和堕落。
这是很可贵的。
但人们对于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
也有批评，主要是认为它不能形成一种“追求纯文学性上面的文学理论”
，有“拼凑”
的痕迹。
但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的研究认为，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
的内在结构包括三部分:以“新人文精神”
为精神内涵和价值核心，以“现代性”
阐述为理论基点和中心话题，以“交往对话”
的综合思维方式为思考理路和逻辑方法。
[12]朱立元的理解深得钱中文理论的精髓。
1996年我提出了“人文——历史张力”
观点，对文学精神价值取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方面，我认为:“应该看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的改革开放，从一味搞政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的进步，而且是非同小可的进步。
因此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除了从道德的角度去加以考量之外，还必须以历史的角度加以把握。
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期，出现道德的失范，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是难以避免的，切不可对此做出过分的反应，转而又以政治运动为主去治理社会。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贫穷和‘极左’的威胁，因此我们所主张的人文主义必须有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提倡人文主义。
这样，人文主义就必须和历史主义相结合，是否可以把这种人文主义叫作‘开放的人文主义’呢?我看是可以的。
开放的人文主义是历史的、宽容的、民主的和诗意的，不是独裁的、专制的、僵死的和教条的。”
[13]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历史主义论者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看到，如果对今天社会出现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的腐败现象等这些道德失范的现象，不以人文主义的理想与之对抗，多元化将演变为社会的混乱，经济的发展将演变为物质至上主义，人也就可能在没有精神的支撑下沦为只有生物欲望的动物。
换言之，一个社会缺少精神的治理和制约也是不行的。
因此，历史主义也必须具有人文的维度，也就是要清醒看到今天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呼唤人文主义的理想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刻不容缓的。
这样，历史主义就必须而且可以与人文主义相结合。
历史主义应该是有理想的、有精神的、有限制的，不是无边的、无精神内涵的、无限制的”
[14]。
这样我的结论是人文主义要有历史主义的维度，历史主义要有人文主义的维度，这实际上就是说，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市场化也是必然的，是社会历史的要求;但同时精神文化的追求也是重要的，人文关怀的呼唤也是必然的，这是人的发展的要求。
这两者之间，要保持某种张力的状态。
我们评价文学，也要有这样的精神价值取向。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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