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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所谓“语言学转向”
。
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
(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维特根斯坦)。
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
人是语言的动物。
王一川教授还告诉我们:“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物质生产的发展。
语言从次要的工具一跃而拥有中心权力,并非偶然。
这里起最终作用的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飞跃,从而是语言的重要性的大大增强。
最初的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传达能力有限,信息相对封闭,适应于集权意识形态,这是受原始、奴隶和封建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制约的。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普及和发展,这就使语言可以成批印刷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作用发生改变并大大增强。
例如,《圣经》一向以手抄本传世,握有它的少数人便握有万能的阐释权力。
但当印刷术普及和发展,《圣经》可以大量复制了,普通人也能拥有它,从而可能打破少数人对阐释权力的集权垄断。
正是这一物质基础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16世纪路德新教革命。
这也可以看作由手抄本‘语言’到印刷本‘语言’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
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信、摄影和电影也相继发明和发展,这就极大地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这时的语言显然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工具’,而直接参与、构成人们的新的生存方式本身。”
[1]王一川从媒介变化的历史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语言论转向”
的深层原因。
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地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
21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
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在反复强调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
[2]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
,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
,“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
[3]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
这种现代语言论的文学观念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似乎可以从“人”
和“文化”
这两个视角来证明文学语言本体论有其理论基础。
第一,人的角度的说明。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不是与拥有语言符号密切相关呢?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下来。
20世纪哲学界一个特异的现象就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人自身。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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