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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学语言的“内指”
性。
文学的真不等于自然的真。
文学从本来的意义上说，并不是对一件真实事件或一个人物的真实叙述，它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用于人的知觉和情感的幻象。
诚如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所说:“这种创造出来的幻象却是一种不受真实事件、地区、行为和人物的约束的自由创造物”
。
[9]或者可以说，文学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只是文学事件，不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更进一步说，文学是文学语言编织出来的事件。
这样，普通生活中的客观世界和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的逻辑是不同的。
在文学世界中说得通的东西，在客观世界未必说得通。
反之，在客观世界说得通的东西，在文学世界未必是合乎逻辑的。
在这两个世界的岔道上，文学语言与日常实际语言也就分道扬镳。
虽然就语言结构系统看，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并没有什么不同。
同一个词语，既可以在日常话语中运用，也可以在文学话语中运用，文学并没有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
但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日常语言一旦进入小说，就发生“形变”
:
它们（指文学语体等）在自身的构成过程中，把在直接言语交际条件下形成的各种第一类（简单）体裁吸收过来并加以改造。
这些第一类体裁进入复杂体裁，在那里发生了形变，获得了特殊的性质:同真正的现实和真实的他人表述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例如，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对白或书信，进入长篇小说中以后，只是在小说的内容的层面上还保留着自己的形式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只能是通过整部长篇小说，才进入到真正的现实中去，即作为文学艺术现实的事件，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事件。
[10]
巴赫金想说明的是，日常生活语言进入文学作品后，就属于文学事件的统辖，而与原本的现实的语言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这个看法是对的，可以这样说。
日常语言是外指性的，而文学语言是内指性的。
日常语言指向语言符号以外的现实环境，因此它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必须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也必须遵守各种形式逻辑的原则。
譬如，如果你的一个朋友见面时问你:“你住在哪里?”
你必须真实地回答你住在哪里之类，你不能回答说:“我住在天堂，我同时也住在地狱!”
因为前者可以检验，而后者则无法验证。
文学语言是“内指性”
的语言，它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它不必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而只需与作品艺术世界相衔接就可以了。
例如，杜甫的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明显地违反客观真实，月亮并非杜甫家乡的才明，但由于它不是“外指性”
的，而是“内指性”
的，因此在诗的世界里它不但说得通，而且深刻地表现了杜甫对故乡的情感的真实。
鲁迅的小说《故乡》的开头那段话，不必经过气象学家的查证，读者就乐于接受。
因为它指向小说的内部世界而不指向实际的外部世界。
实际的外部世界，即鲁迅回故乡那一天，是不是深冬时节，天气是否阴晦等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段话与下面所描写的生活有诗意的联系就可以了。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
这句话也是指向托尔斯泰构筑的小说世界，因而也不必经过科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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