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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周公用什么来维系这些制度文化呢?如何让天下人相信周朝的统治具有合理性呢?这就是周初的“制礼作乐”
活动的全面展开了。
即把上面王国维所揭示的周代的这些制度用礼乐的实践活动固定下来。
李春青教授说，“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文化中唯一一种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看记载西周及春秋时代历史事件的史籍我们就会发现，诗作为‘礼’的仪式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彼时的贵族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诗’是在被汉儒推崇为‘经’之后才获得权威性的。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
……西周至春秋时的贵族政治活动是处处离不开诗的:西周时凡是大型的公共性活动都必定有一定的仪式，凡有仪式，必有乐舞伴随，有乐舞就必有诗歌。
到了春秋之时，贵族们在正式的外交、交际场合都要赋诗明志，诗于是又变为一种独特的交往语言。
所以，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之谓具有十分现实的根据。”
[2]这些论述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很有见地的。
诗在西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后来的诗学意义上的表达个人感情的诗，诗不过是“礼”
的一部分，其实用性、功利性都极强。
在西周的时候，他们用诗来祭神（天地之神、祖宗之神等），歌颂神的伟大，祈求神的保佑。
同时臣下又用诗来赞扬或规劝君王，赢得君王欢心等。
闻一多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
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
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
[3]闻一多的论述是真实的可信的。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诗经》中的“颂”
“大雅”
就是产生得比较早的属于这类祭祀时候用的诗歌。
因此，中国的诗的言语的确可以叫作诗歌话语，因为其背后确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可以说中国最初的诗歌话语完全是从为封建的宗法制服务的实用性开始的。
中国诗是从非诗开始的。
问题是这种诗歌话语后来如何转变为具有诗性的话语，即中国诗如何从实用性转变为审美性的?历史的发展是后来周王室东迁，接着而来的“礼崩乐坏”
春秋战国时代。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将到来之前，庶民、大夫、卿、诸侯、君主之间关系紧张，下怨上的声音开始了，特别是百姓的哀怨已经开始。
有了“哀”
有了“怨”
，就有了情绪和感情，由于诗这种言说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的广泛的使用，广为人知，影响巨大，并且人们对诗的言说熟悉到可以随意能编出来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就把个人的情绪和感情编进诗里面，当然，不但哀怨的感情容易进诗，快乐的、幸福的感情也可以编进诗里，于是像十五“国风”
中的不少具有诗性的诗歌就被创作出来，流传开来，实用性的诗就这样向审美性的诗转变。
这就是所谓“变风变雅”
。
“变风变雅”
是周代由盛而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时期的产物。
李春青教授说:“《诗经》作品从颂诗、正风、正雅到变风、变雅的转变本质上乃是诗歌功能的转换——由正式礼仪中的‘正歌’‘正乐’到礼仪之余的‘散歌’‘散乐’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又引起了从代表集体意识或情感的定作之诗到表现个人情感的自由创作的转换，或者说是从作为礼仪制度之组成部分的乐章向私人化言说的转换。
如果从言说的对象看，则前者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即王室对包括诸侯在内的臣子百姓的教化，后者却主要是由下而上的，即国人、公卿大夫们对王室的讽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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