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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在标举超脱逍遥体道的同时，也重视伦理道德、经世致用之学，西方人则标举科学理性的精神的同时，也信仰上帝，也重视伦理，追问宇宙、人生的本体意义。
因此，我们用中国人崇尚形而上，西方人崇尚形而下来概括两种文化思想的个性，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但无可避讳的事实是，西方的文论与其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具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中华古代文论则与超脱逍遥体道之学具有更密切的联系。
其中的原因在于中西方对文学的价值、地位的看法不同。
在西方，基督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习惯于把人的精神自由问题归入宗教的领地、神的领地，而与文学无关。
这样，文学在古代西方并不十分发达，文论也相对地显得比较贫弱，超验的神性高于一切，文学和文论都处在比较低下的地位，这在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把人分成九等，诗人只是属于第六等人，与手艺人、工匠在同一等，他们都是制造器具的，其工作由奴隶、平民做，奴隶主、贵族是不屑于做的。
更有甚者，认为文学、艺术“与真理隔着三层”
，是“模仿的模仿”
，“影子的影子”
，不具有真理性，而且还迎合人性的低劣部分，这样柏拉图就决定把诗人作家驱逐出他的“理想国”
。
柏拉图的思想对西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则认为文学低于理念，文学不过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它的真实性也就比理念要低，在辩证的发展中，文学和艺术都必然要被拥有绝对真理的哲学所取代。
总之，西方的多数学者都把文学归入到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领域，真理性、真实性这个比较实在的现实问题，就成为西方文学的实在问题和核心命题。
尽管席勒、尼采等相信文学、艺术可以取代宗教，真实性不是文学的主要问题，但占主流的看法仍使西方的文学把真实性及其相关的形象性、典型性作为中心的范畴。
当然，他们也讲美和善，也讲想象和象征，但美和善要以真为基础，想象和象征也要有真实的品格。
他们始终重视的是实有，而不是虚无。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
如前所述，儒家的哲学是社会组织哲学，是“入世”
的哲学，他们重视社会现实，重视道德伦理，重视经世致用和仕途经济。
与此相适应，儒家主张“诗言志”
，主张诗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毛诗序》），强调文学的功能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毛诗序》）。
这样儒家就必然具有重“实录”
、重“美刺”
。
这种把文学和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统一的做法，必然把人的思想束缚在他们所规定的“礼义”
上面，而无法解决个人的情感寄托、精神解放问题，而以“出世”
哲学为其根本的道家就出来施展本领，以补儒家之不足，或者取而代之。
道家的根本是“道”
，“道”
与“无”
关系很密切。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2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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