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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
（又译为“文本间性”
）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用典的意思是相似的。
西方文论提出的“互文性”
，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一点儿什么。
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
俄国的什克洛夫斯基在《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关系》中说“我还补充一条普通规律:艺术作品是在与其他作品联想的背景上，并通过这种联想而被感受的。
艺术作品的形式决定于它与该作品之前已存在过的形式之间的关系。
艺术作品的材料必定特别被强调，被突出。
不单是戏拟作品，而是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作为某一样品的类比和对立而创作的。”
[32]其后巴赫金也有相似的说法。
20世纪60年代法国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互文性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把它自己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
用典变成了“互文性”
，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进一步的问题是，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难道黄庭坚的“夺胎换骨”
的作诗方法与社会文化无关吗?现代的“互文性”
的提出又是受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
社会精神文化是怎样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呢?社会精神文化最初的生成可能是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
这一点正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云: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
;二曰“玄鸟”
;三曰“遂草木”
;四曰“奋五谷”
;五曰“敬天常”
;六曰“建帝功”
;七曰“依地德”
;八曰“总禽兽之极”
。
[33]
又如《淮南子·道应训》论劳动歌谣: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
，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34]
这都说明最初的精神文化是由劳动实践创造的，后来如普列汉诺夫等对艺术起源于劳动，都有更深刻的论证。
问题是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
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
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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