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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
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
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
或“化用”
，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
了。
因此“用典”
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
成为一种文学修辞。
“用典”
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有一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甚至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了一些成分。
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
了。
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
两个字，“变”
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做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
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
建立在“通”
的基础上。
那么在这“通变”
中，“用典”
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文学的创造需要才与学两点，刘勰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
文学的创造者，一是才，一是学。
“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
。
才情不够的人，一般就常借用前人比较精辟的话，这就是用典。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
的多少、好坏等。
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
，把“用典”
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
和“字字有来处”
的主张呢?文史学家刘大杰先生回答说:“诗做到宋朝，经过长期的时代与无数诗人的努力，在那几种形式里，真是什么话也说完了，什么景也写完了，任你如何聪明智慧，想造出惊人的言语来，实在是难而又难……在这种困难情况下，黄庭坚创出了换骨与夺胎两种方法。”
[35]刘大杰的话可能说得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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