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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喝茶不喝?’‘这茶是凉是热?’‘你是喝红茶还是喝绿茶?’表示是多方面地想到了。
还有是叮咛，说一句怕对方记不住，如说‘明天有工夫就来，要是没空儿我们就改日子’。
这类内容很自然地就形成对偶。”
[29]
启功先生所说符合中国人的人情，是中国文化的“基因”
，对我们很有启发。
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中国人的人情是这样的呢?这里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其实，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篇首就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这就是说，自然之道的哲学文化，才是中国人喜欢用对偶的根据所在。
大自然赋予人的肢体和万事万物，都是成双成对的，这是自然之理所起的作用，使得事物不会孤立存在。
发自内心的文章，经过运思来表达各种想法，上下前后相互衔接配合，自然形成对偶的句式。
虽然别的民族（如西方的民族）也面对成对的自然，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农为本的生活，上农的思想，使我们更亲近大自然，更能体会“造化赋形，支体必双”
的外界，农民对于天地相对、阴阳相对、春秋相对、冬夏相对、朝夕相对、阴晴相对、雨雪相对、风雷相对、人畜相对、父子相对、母子相对、夫妻相对、兄弟相对、姐妹相对、山水相对、花鸟相对、土石相对、忧乐相对、悲喜相对、穷达相对、生死相对，等等，具有更深切的感受，因为这些事物“自然成对”
就在他们的周围，他们时时接触它，时时感受它，并且要利用这“自然成对”
来为他们的以耕作为中心的生活服务。
朱光潜也认为汉字的特点影响中国人的习惯，习惯又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对偶与此有关。
他说:“文字的构造和习惯往往能影响思想，用排偶文既久，心中就于无形中养成一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便不由你不想到‘绿水’，说到‘才子’便不由你不想到‘佳人’。
中国诗文的骈偶起初是自然现象和文字特性所酿成的，到后来加上文人求排偶的心理习惯，于是便‘变本加厉’了。”
[30]
李壮鹰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还把对偶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对美的理解联系起来，他说:“化学家告诉我们:雪花之所以皆成六角，是水的分子结构使然。
同样的，汉语多对偶，汉语多排骈，也应取决于中国人思维的内在模式。
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们不但以两相对立的范畴来看待事物、分析事物，诸如天地、乾坤、阴阳、刚柔等，而且也将他们的理想建筑在对立两端的平衡上。
儒家所谓‘中’，道家所谓‘两行’，实际上都是这种追求平衡的倾向在哲学上的反映。
古人眼中的‘秩序’就是对称与均衡。
现在我们所说的‘美丽’的‘丽’，在古代是并列、对偶的意思。
‘丽’字不但从字形还是音韵上看，它与表示双、偶的‘两’字都是同源的。
……在对动与静、变化与稳定的选择上，中国人向来是比较倾向于静态与稳定的。
而对称则恰恰是最具稳定感的模式，古人炼句讲‘稳’，我理解这个‘稳’，就是从偶句的平衡、对称、不偏袒来的。”
[31]这些看法很有见地，的确对偶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由此看来，汉字的音、形、义特性是对偶修辞的基础，崇尚自然的哲学文化和思维方式是对偶修辞的思想根基，农耕生活是对偶修辞的最后的文化根据。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汉语对偶修辞的发达深受中国民族文化的影响。
（三）用典与社会文化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
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
“援古以正今”
，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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