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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衡”
派诸人也是了解西方文明的，他们从美国学者白璧德那里吸取了所谓“新人文主义”
，权衡再三，才提出他们的具有民族保守主义性质的主张，他们的看法，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审美现代性”
之论了。
但总的看，“学衡”
派诸人的理论没有成为主流，影响很有限。
中国现代文学的建立，是在中国现代文明刚刚起始的时候，中国人所面临的仍然是如何来解决人民的吃喝住穿，如何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摆脱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的主要问题。
我们的思想与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相联系。
西方在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并没有深切的体会。
除少数了解西方的人之外，吸收西方文明，走启蒙主义的路，讲启蒙现代性的道理，是多数人的选择。
当时还很少人真正理解西方的“回归大自然”
的口号，无法理解“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也是很自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独立了，新的国家建立起来了，我们所倾心的也是发展壮大国家的实力，“向科学进军”
“知识就是力量”
是那时的主要口号，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启蒙现代性。
就是搞政治运动，其逻辑也是“抓革命，促生产”
，更不用说1958年“大跃进”
时期的“多快好省”
了。
文艺服从政治，文学跟着政治走，也倾心于具有中国特点的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很自然的。
20世纪50年代具有审美现代性思想萌芽的一部短篇小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刚一发表，即遭到批判，就证明了那个时代仍然是启蒙现代性占有绝对强势话语的时代。
这种启蒙现代性统治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
的反映现实斗争的小说，虽然观点和具体内容都不同，但基本范式则十分相似。
一般情况下，它产生的要么是颂歌式的作品，要么是诅咒式的作品。
在这种范式中，作品中被作家从历史现代性的视角赋予肯定性（或否定性）的人物或事件，同时也是作家从人文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或事件。
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创作范式一直占主流。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所有的“样板戏”
都是这样的作品。
作品中被作家赋予历史现代性的人物同时也是人文道德上的“完人”
（如梁生宝、高大泉）。
由于这类作品在人文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上没有出现分裂或背反，因而风格上具有单纯、明朗的特点。
平心而论，这一范式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作品，这是不应否定的。
但是，毋庸讳言，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单纯与明朗常常是建立在对于现代性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的。
这一范式常常人为地掩盖或至少是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悲剧性二律背反（即历史进步与人文道德的背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反、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背反，说到底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背反）现象，慷慨地完全地赋予历史发展以人文道德与价值上的合法性，客观上起着或多或少美化现实、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
同时，这种创作范式也忽视、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人的道德品质与他（她）的历史命运之间的悲剧性背反（好人、君子没有历史前途，而坏人、小人倒常常成为历史的弄潮儿。
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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