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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看不到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所以在这类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一种简单化的历史与道德的人为统一。
仿佛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道德的进步以及人性的完善，我们的选择总是十分简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就是道德上的完善过程，好人必然而且已经有好报，坏人必然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里反映出某些作家常以时下的口号为规范，而不是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为创作之资源。
新时期以来，我们是从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起步的，我们是在高喊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起步的，因此文学的价值取向倾向于启蒙现代性是顺理成章的，可以理解的。
改革文学就是启蒙现代性的代表之作。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说是较早的具代表性的正面反映改革的作品，其艺术范式可以概括为“改革反改革”
。
“铁腕人物”
乔光朴靠着自己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大胆改革，击败了反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原厂长冀申，硬是把一个亏损的大企业电机厂恢复了生机。
这篇小说一出，其范式被许多作家采用。
在我看来，连得奖作品《沉重的翅膀》和《人间正道》，都不过是这一范式的变体而已。
作品中的代表改革势力的人物，不论是胜利的功臣，还是失败的英雄，都怀着高度社会的责任感，为改革事业奋斗不息。
这个范式的价值观是高扬了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或者说鼓吹了历史理性精神，认为新创造的现实取代旧历史的惰性是必然的，社会就是这样在新陈代谢的时间中前进的。
在高扬历史理性的同时，“人文关怀”
基本上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审美现代性还没有被人意识到。
一个例子是乔光朴为了避免人家的闲言碎语，为了营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竟然未与他的情人童贞商量，便突然宣布他与童贞已经结婚了，从而损害了童贞的感情。
但在乔厂长看来，损害感情算得了什么，最富人文的爱情婚姻也可以被并入到他的改革方案中。
生产的发展就是一切，这就意味着单维的历史理性就是一切，启蒙现代性就是一切，而“人文关怀”
可有可无。
当然，新时期的文学比之于“十七年”
毕竟不同，其多样化得到了空前的表现。
“知青”
文学、“寻根”
文学，都表现出某种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表现出由于这种冲突所带来的无可奈何的情调、缅怀的情调，等等，突现出文学上两种现代性的某种紧张与张力，这是不可否认的。
更有一些作品，专写“现代矿井”
与“葡萄园”
的冲突，有一种自觉地拥抱审美现代性的意识，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可以用发表于1981年的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和发表于1994年的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为代表。
在《鲁班的子孙》中，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老木匠黄志亮与其养子黄秀川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路线。
前者迷恋于恢复大队主办的“吃大锅饭”
的木匠铺;后者则热衷于开带有现代气息的私人的小企业。
前者的信条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
;后者推崇的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能赚钱就行”
。
这是传统的良心与现代的金钱的对抗。
《柏慧》的故事则是在象征素朴文明的葡萄园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的工业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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