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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历史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物，可他们对“人文品格”
的丧失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
这样，他们性格的多重性就表露无遗。
通过他们性格的多重性所反映的现实就获得了真实而丰厚的内涵，艺术的创造性也就隐含其中。
其三，“历史”
与“人文”
的悖立还反映在斯佳丽、瑞德这两个人物与梅勒妮等人物的对比上面。
作为缺乏历史感的艾希礼的妻子在作者的笔下是“仁慈”
的化身。
她心胸的博大，性格的善良，感情的纯洁，待人的宽容，处事的诚挚，爱情的忠贞等，无处不显示出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她的“人文品格”
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历史变动时期，在遇到困难或机会的时候，她彷徨等待、无所作为、没有活力、没有力量，又是一位最软弱、苍白的人物。
作者情不自禁地赞扬她的美德，她简直是斯佳丽和瑞德的一面镜子，让斯佳丽和瑞德在这面镜子面前，感到羞愧。
但在他们的“历史”
（生活）的重要关头，作者却又把赞美之词给予斯佳丽和瑞德，他们虽然“不道德”
，甚至投机取巧，不择手段，但他们无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有豁得出去的冒险和牺牲精神，有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能力。
例如，在北军占领了亚特兰大之后，他们偷来了马车，在战火纷飞中，在尸横遍野中，冒着重重的危险，拉着在马车中呻吟的梅勒妮和她刚出生的孩子，返回庄园。
回到庄园后，面对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家境，斯佳丽又以极大的魄力和不怕吃苦以及战胜困难的精神，在绝境中重整家业，并适应资本主义在南部发展的机遇，独立地创出了一个天下。
在这点上，他们更像一个新时代的“新人”
。
因此，反过来，斯佳丽和瑞德简直又是梅勒妮和艾希礼的一面镜子，让梅勒妮和艾希礼在这面镜子面前自叹无能，并映照出他们作为农奴主代表的不可逆转地没落的必然性。
作品客观上通过人物性格的对比，艺术地写出了“历史精神”
与“人文关怀”
这两者的悖立，这就使作品既非对历史进步的简单歌颂，又非对人文精神的一味赞美。
在有了上面这几点分析之后，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断定作者米切尔只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来理解和描绘南北战争和南方战后重建的情况。
实际上米切尔的艺术视野和价值取向是双重的。
她对北方资本主义向南方推进的历史，特别是对推进中的屠杀、破坏，确有严厉的批判，对南方庄园生活的美化和怀念，对梅勒妮的“仁慈”
的赞美，在显示了她的历史观落后的同时，又表现了她对人文精神的神往。
但客观上她又通过对斯佳丽、瑞德这两个具有资本主义智慧人物的描写以及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所投入的**，对南方贵族无可挽回的败落的预示，显示出作者的人文精神已获得了某种历史的维度。
正是她的“历史—人文”
双重精神价值的取向暗中在起作用，使她的作品不自觉地“陷入”
了“困境”
范式:历史进步的背后是人文精神的泯灭，可人文理想光环的闪烁中又拒斥历史的进步。
“历史—人文”
双重精神价值取向的本质是，它既要历史的深度，肯定历史发展（包括科技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对人类的生存是有益的，物质的发展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发扬人文精神的基础与依托;它同时又要人文深度，肯定人性、人情和人道以及人的感性、灵性、诗性对人的生存的极端重要性，不是在这“两个深度”
中进行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
它假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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