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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陷于思维对存在的哲学框架中。
受“主客模式”
认识论的限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美的本质”
的论辩其实就是将“唯物—唯心”
“主观—客观”
的哲学本体论探求方式简单地移植到美学问题上，进而将美学纳入认识论的框架，并在“思维—存在”
的推演中捧杀了美学的现代性主体意涵。
在文学理论领域，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将文学看成对现实真理的认识、反映，同样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而不断沿袭。
先看1953年出版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
这套教材不仅将文学“鲜明凸出的特质”
确定为它的“形象性”
，还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形象的生活的反映”
[16];随后出版的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依旧如故，认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反映生活并特别积极地促进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17]。
同样的问题还反映在本土理论教材的编写中。
如由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即指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在文学问题上的运用”
，只不过文学不同于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基本特征在于“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
[18]这种思想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同样沿袭，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点就其来源和作用看都是“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
[19]
可以说，这种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模式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中均起着支配性作用，不仅造成文学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还对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学科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二）“泛文化研究”
模式
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二种范式，是当下仍较为“火热”
的“泛文化研究”
模式。
这种研究模式率先起于对本土学术语境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认识论、本质论、工具论文艺学模式的反驳，并在西方“文化研究”
的译介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场，尔后在文学理论与美学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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