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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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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后记本来应该是由童庆炳先生本人亲自撰写的，但实际情况是，老人家还没来得及进入这一环节，就于今年6月14日仙逝了。
这样，便只好由我越俎代庖，勉为其难地写上几笔。
据我掌握的信息，也据童老师最后四届博士生回忆，《童庆炳文集》的整理与编纂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2010年9月，新一届博士生江飞和李立刚入学不久，童老师便找他们帮忙，嘱其编辑文集一事，以便为以后的正式出版做准备。
江飞说:“当时，童老师只给了我们一摞已复印保存的文章，数量少，也比较散乱，基本上是在网上容易找到的文章。
为了编得更准确、更齐全，那时我们在课余时间搜遍了网络，跑遍了北师大图书馆，坐公交车到国家图书馆更是不计其数，查找、借阅、复印、整理、编纂，力求将童老师发表的所有文章一网打尽。”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们二人初步完成了十二卷文集、总字数约四百万字的编辑工作，其中包括《童庆炳文集》十卷和《童庆炳研究（1979—2010）》上下两卷，同时他们还分别编纂了《童庆炳文集（1961—2010）》总目录、《童庆炳文集编年索引（1961—2010）》以及各分卷目录。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十卷文集是按时间顺序编辑起来的，这应该是童老师对自己文集的最初构想。
之后，2011级博士生李圣传与段恺，2012级博士生姜洪真、席志武与彭薇，2013级博士生杨宁宁又根据童老师的另一种编排思路，在此前编辑的基础上调整结构，完善内容，查漏补缺。
姜洪真回忆，2012年10月，童老师在北医三院因心脏病接受治疗期间，曾向她口述过一个文集编排的思路框架——四百多万字的文集准备出十二卷，每卷约四十万字，其中理论研究十卷，文学创作两卷。
理论研究包括审美诗学（三卷）、心理诗学（两卷）、文体诗学（一卷）、比较诗学（三卷）和文化诗学（一卷），文学创作包括两部长篇小说（一卷）和散文随笔（一卷）。
童老师出院后不久，他便安排姜洪真与席志武按新的编排原则加以落实，姜洪真负责审美诗学和心理诗学两大块，席志武负责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两部分。
文化诗学因仅涉及初步完成的一部书稿，这部分便交由李圣传校对完善。
2013年2月，他们编出了文集目录;2013年秋，重新编排的文集已大体竣工。
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这套文集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童老师还曾不断念叨起文集之事，而每念叨一次，我听出来的话外音都是不满和焦虑。
例如，在文艺学研究中心举行的2013年年底总结会上，童老师显然有备而来，因为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要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最新思考，可概括为“两论”
——“体制论”
和“单元论”
。
所谓“单元论”
，是说学人治学一般以十年为一个单元，只有在一个单元内集中做一件事，深挖洞，广积粮，勤思精研，穷其所有，才能把它做到极致。
随后他马上以自己为例说:“但我研究《文心雕龙》，十年中并没有把它研究到极致，没有成为这个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2014年5月17日，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会上童老师又讲起了科研速度与学术质量问题。
他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起，先是谈钟敬文先生在“六五”
规划中的遗憾——他想写本梁启超那样的书，却终未如愿。
接着又拿自己说事:编了十卷本的文集，觉得好多东西是应景之作，有价值的东西不多。
而编自选集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辈子真正满意的文章，有些价值的文章，不过五六篇而已。
这番话让我很受震动，我也立刻联想到钟敬文先生的一个说法:“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
（《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两位老人晚年时如此评价自己，不约而同，在我看来绝非什么自谦之词，而是活到一种境界之后的大彻大悟之言，其中我以为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想有所发现，有所出新，以真知灼见之文行世，是难乎其难的;二是贪多求快，或逞一时之勇，可能会写出学术时文，却又往往速生速灭，成为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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