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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文艺学界的同行们此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统治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苏联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僵化模式，以及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为教条化机械化的东西。
从新中国成立初直到“**”
结束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艺学始终受到苏联20世纪50年代极“左”
的文艺学的深刻影响。
苏联50年代的文论基本上是20年代“拉普”
派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文论的翻版。
把一切文学问题政治化和哲学化是其突出的特点。
苏联文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这个理论一半是政治，另一半才是文学，而“创作方法”
则是少数人拼凑出来的概念，并非创作实践的总结。
在“苏共”
十九大上，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竟然荒谬地在政治报告中大谈特谈文学典型问题，认为典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
，“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
。
50年代初、中期，正是中国文艺学的起步时期，但在“全面学习苏联”
口号的指导下，我们在苏联文艺学面前完全失去起码的创造精神，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后面。
更为严重的是在60年代初和“**”
时期，中国变本加厉地把一切文学问题政治化，把“写真实论”
“题材广阔论”
“中间人物论”
“人道主义论”
等，都当作“修正主义”
加以批判，连文艺学的一般常识也被完全堵塞。
由此可知，新时期开始，文艺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是十分艰难的。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学问题上僵硬的政治化和大而化之的哲学化，是阻碍中国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如何突破此前的“反映论”
的单一的视角，寻找到文学自身的特征是当务之急。
这一时期我的研究主要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我加入了有关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
的讨论，发表了《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和《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
倾向》三篇论文，力图摆脱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化、哲学化模式，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
但是在此期间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向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发起“挑战”
，发表了受到当时文论界广泛重视的《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中国社科院编写的《文学年鉴》详细介绍，并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一集》）。
这篇论文怀疑苏联和我国50年代到80年代流行的“文学形象特征论”
的正确性。
这种理论认为:文学与科学的不同不在内容，而在形式。
科学家用逻辑说话，文学家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可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
我的文章认为区别事物之间的不同特征首先要追寻它们的不同内容，然后才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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