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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光荣、欢乐和幸福更多地化入《青春万岁》中的话，那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更多地艺术地化入了困难、惊险和痛苦。
《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写实的，而几十年后的《杂色》则是隐喻性的，后者通过艺术隐喻体系把前两者似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部包含历史与现实的奏鸣曲。
但三部作品的历史语境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起伏、曲折、变幻而已。
谈到《杂色》的历史语境，不能不谈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部小说的遭遇。
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及其后续的争论和受到的批判是王蒙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杂色》中从草地抬头看得到那天空的“黑色”
，随后是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曹千里和他的老马都狼狈不堪，似乎就隐喻着他的这种命运的转折。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在写《青春万岁》期间，“为了调节一下脑筋，于1956年5月至7月写成的。”
[58]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官僚主义，实际内容要复杂得多，“组织部的缺点不是‘官僚主义’一个词所能简单概括、一言以蔽之的。
这里干部责任心的衰退，事业心的淡漠，表面上是主观上的工作作风、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深层次则与客观的政治体制上、历史文化传统上的、人性中的问题有关。”
“王蒙试图通过这篇小说，告诉人们生活的复杂性、混沌性……却从中得出一个明确、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断:这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小说。”
毛泽东很少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但在1957年2月至4月则集中谈了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个题目是《人民文学》发表时改的）。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这年9月，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
会议指出:随着新中国进入第七个年头，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生产力的落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
于是酝酿一次新的整风，并决定次年5月1日正式发动。
也就是在1959年9月，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似乎恰巧也是以反官僚主义为主题，与毛泽东的讲话一拍即合，毛泽东对王蒙作品的好感由此产生。
从1957年2月谈到4月，他都是在支持和保护王蒙的小说的，也指出正面人物写得不够“高大”
问题，但保护是主要的。
毛泽东前后五次谈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第一次是在1957年2月16日上午，这次会议是基于王蒙的小说发表后引起热烈的争论，赞扬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部队评论家马寒冰发表了《是香花还是毒草?》，李希凡发表《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毛泽东看不下去，决定在文艺界开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在颐年堂召开，周扬、张光年等文艺界领导参加。
据张光年回忆，“小说和批评文章正逢其时。
于是前者（指王蒙）受到赞扬，后者（批评者）受到指责。
他当场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找王蒙谈谈，告诉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对官僚主义。
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
’他赞扬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华，有希望’。”
毛泽东在当年4月前赞扬王蒙，保护王蒙，是因为当时整风还没有开始，要执行“双百”
方针，他把王蒙的作品看成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他对批评者的文章十分不满，同时他对王蒙的这篇小说的艺术有感觉，觉得有发展前景。
第二次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不少高级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听取了毛泽东所做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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