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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
名实已明者，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
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盘庚迁都，商王盘庚即位后，为抑制贵族的奢侈，缓和阶级矛盾，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贵族们竭力反对，盘庚发布文告，严令其服从，史称“盘庚迁殷”
。
之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
惟旧者偏徇俗见，新者间杂意气，则皆不免为贤者之累。
其后新党为众论所排，不得不用政见相同之人，而小人乃乘而为利。
旧党当元祐中虽暂得势，寻复分裂，而有洛、蜀、朔党之别。
而两方始不以政策为重，而以党派为争矣。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二年，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咸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
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
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为辅。
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
熙、丰、元祐之分党，最为纯洁。
其于异党之人，虽亦排斥，然未尝明著党籍，诬加罪状也。
其后绍述调停反覆不已，而蔡京当国，遂至仇异党而刻石示众。
《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篇》：“（崇宁元年）秋七月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时元祐、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徙者略尽，蔡京犹未惬意，乃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公亮、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硅、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曾任侍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勔、顾临、赵君锡、马默、王蚡、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孙觉、吴安持、钱勰、李之纯、赵彦若、赵[imgalt=""class="i;srages092718787830.jpeg"]、孙升、李周、刘安世、韩川、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杨畏、吕陶、王古、陈次升、丰稷、谢文瓘、鲜于侁、贾易、邹浩、张舜民，馀官程颐、谢良佐、吕希哲、吕希绩、晁补之、黄庭坚、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马康、吴安诗、张耒、欧阳棐、陈瓘、郑侠、秦观、徐常、汤馘、杜纯、宋保国、刘唐老、黄隐、王鞏、张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义问、余卞、李格非、商倚、张廷坚、李祉、陈佑、任伯雨、朱光裔、陈郛、苏嘉、龚央、欧阳中立、吴俦、吕仲甫、刘当时、马琮、陈彦、刘昱、鲁君贶、韩跋，内臣张士良、鲁焘、赵约、谭扆、王偁、陈询、张琳、裴彦臣，武臣王献可、张巽、李备、胡田，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
京等复请下诏，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宁、绍圣之政者，付中书，定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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