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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专以强利为目的，其流极必至于不顾人道群德；易言之，则可曰：苟可以强国，不顾公理；苟可以利民，不问人格。
今世强国侵略主义，即此耳。
孟子生其时，力持正义，如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也。”
又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
皆极端与功利论相反。
当时虽不见从，而后世服习其说，凡士大夫之所主张，皆以重义轻利为立国根本。
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战，
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义，惟墨子尚欲以器械制善战者，孟子则一律斥之，此其异也。
《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其言痛切极矣。
后世人君，虽多有以武功立国者，而凡儒者之言论，史家之记载，文人之歌咏，恒斥其非，而专以尚德恤民为美。
此亦可证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来矣。
近世西人之误，在以国家与个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强食之谋，而墨子则早见及之。
其《非攻篇》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今至大为攻国不义，则不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又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
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可为知义与不知义之辨乎？”
盖墨子以国家与个人无别，悉当以义为断，其理至明，而当时谓攻国为义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国家学者之说，歧国家道德与人民道德为二也。
吾国兵祸之烈，极于战国，而其时之学者，即大倡反对之论，此亦可见吾民觉悟之早，与其爱好和平之性之独优矣。
子思、孟子之论性，
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即示人之以性善也。
性如不善，则率之不得为道矣。
孟子畅言性善之旨，其原实出于子思。
然当举世大乱之时，不因人类之残贼凶恶，而怀憎恶厌弃之意，且极力推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尤有功于教育。
盖人心之观念，每因环境而变，见环境之多善人，则以人性为善；见环境之多恶人，则以人性为不善。
惟究极性道之原者，能不为环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现状及结果而论，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群，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绝去其自暴自弃之萌，其为功于人类何如哉！
荀子言性恶，已为当世恶人所囿，而不能免于愤激，而欲以礼义教化矫之。
如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
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盖荀子之时，争夺残贼**之人，殆又甚于孟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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