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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
夫以君臣之分而犹不敌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13]“严夷夏之防”
，这是儒家思想中的糟粕，我们没有理由去肯定它。
但是应当看到，在清初民族压迫异常酷烈的情况下，顾炎武以之去反抗清廷的统治，自有其立论的依据，而且在反抗清廷民族高压的斗争中，这一类主张也确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并非顾炎武一人所特有，在清初其他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中，也都程度不等地得到反映。
这正是清初的特定历史环境给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留下的烙印。
顾炎武暮年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化，还可从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大量文论书札中看得很清楚。
这些文论书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不仅如同先前一样，有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考察，而且更有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
康熙初年，顾炎武把游踪扩至山陕之后，曾有《钱粮论》之作，论及赋税强征银两，“火耗”
殊求的为虐病民。
他痛斥“火耗”
为虐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
，认为“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
。
文中写道：“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
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
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
何以故？则有谷无银也。”
[14]针对这样的现实，顾炎武主张进行更革：“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
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
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活民之实”
[15]。
当他客居山西汾州时，曾经对当地米价做过调查，在致友人李因笃的书札中，他写道：“汾州米价，每石二两八钱，大同至五两外，人多相食。”
[16]与之前后，他还致书其外甥徐元文，陈述了经历三藩之乱的“一方之隐忧”
。
他说：“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
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
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
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
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
[17]就在逝世前夕的康熙二十年八月，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民生疾苦。
十月，病势稍减，即致书朝中友人，提出“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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