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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沈大成文集重行纂辑，大成二千里驰书，嘱震为文集撰序。
戴震如约成文，文中重申：“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
因此，他认为文章无非沈大成为学的绪余，可传者则是由小学故训入手的治经之道。
戴震就此指出：
夫先生之可传，岂特在是哉！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
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
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
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先生于古人小学故训，与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语者，研究靡遗。
治经之士，得聆一话言，可以通古，可以与几于道。
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绳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余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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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弘扬惠栋学术，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
的著名主张。
乾隆三十年（1765年），戴震客游苏州，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纪念亡友惠栋。
文中，震于惠栋学术推崇备至，有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
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
的著名主张。
他说：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
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
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8]
在乾隆中叶的学术界，戴震之所以能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能融惠学为己有，而且还因为他进一步把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从而发展了惠学。
正是由此出发，戴震对惠栋学术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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