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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及余论
自乾隆三十一年写《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始，至五十六年撰《与族孙守一论史表》止，章学诚留下的16首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同一时考据学风的关系。
其间，既有作者一己学术追求的阐发，也有对一时学术界为学病痛的针砭，无论于研究章氏学行、思想，还是探讨乾隆间学术演进，皆是颇有价值的资料。
乾隆二十五年，章学诚初入京城。
时值汉学大师惠栋辞世未久，戴震沿波而起，名噪朝野，经学考据方兴未艾。
此时的京中学风，迥异于学诚所僻居的湖北应城，与其早年的为学趋向尤显格格不入。
青少年时代的章学诚，既不工举子业，又于经术素未究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
[11]由于为学路数的不合时尚，因而不惟屡困科场，而且在国子监中颇遭冷遇，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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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章学诚在京中与戴震初识。
戴东原的一席高论，使实斋至为震动，一度反省。
然而章学诚并没有就此改变为学方向，相反，随着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他对考据学风的病痛展开了不妥协的批评，决意以自己的史学主张去辟除榛芜，开创新路。
面对风靡朝野的考据学，章学诚以转移风气为己任，他认为：“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
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
又说：“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
[13]因此为了救正一时风气，在从事《文史通义》撰述之始，他即坚定地表示，即使“逆于时趋”
，“乖时人好恶”
，也在所不惜。
乾隆三十七年，在给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的信中，他就此写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
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
[14]在章学诚看来，当时学风之弊，症结就在于沉溺考据训诂，买椟还珠，不识大义。
他说：“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同异，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
[15]由此出发，他虽然并不抹杀考据学的基本作用，但是只是视之为治学的功力而已，不承认那是学问。
对于那些不识大义的考据学家，章学诚则讥之为“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16]，甚至将考据学诋为“竹头木屑之伪学”
[17]。
针对汉学考据的积弊，章学诚以一个学术史家的卓识而进行积极修正。
他的修正表现为学术主张，便是两条救正之道的提出，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蒂还是史学。
章学诚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起步，方能有得。”
[18]又说：“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
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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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所精心结撰的《文史通义》，就是贯彻这一学术主张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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