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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云：“尊公先生与老兄主张斯道，嘉惠来者。
去岁委刻《念台先生遗书》，其裁订则太冲任之，而磨对则太冲之门人，此事之功臣也。
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诗之刻，与刻工稍习，太冲令计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
初未尝读其书，今每卷之末必列贱名，于心窃有所未安。
……岂此本为太冲之私书乎？果其为太冲之书，则某后学之称，于心又有所未安也。
望老兄一一为某刊去。”
信中还说：“至小儿公忠，则并无计功之劳，岂以其受业太冲门下，故亦滥及耶？”
[4]全祖望不辨父子，混校对与私淑于一谈，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吕留良之与黄宗羲，本属友朋，并无师生之谊。
起初二人情谊笃挚之时，黄宗羲跋吕留良撰《友砚堂记》，即自称“契弟”
，并云：“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
[5]兄弟之交，情同手足，其间又何尝有过师生之说呢！
而吕氏诗文杂著，虽涉及黄氏者甚多，却从未见有只字述及二人间为师生事。
至于与黄宗羲为师生，一如方才所引《复姜汝高书》，那并非吕留良，而是其子吕葆中。
最后，购买祁氏藏书事，与黄宗羲、吕留良同时的陈祖法所述，则另是一番模样。
据云：“黄梨洲居乡甚不满于众口，尝为东庄（即吕留良——引者）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
[6]陈祖法年辈早于全祖望，其说乃在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六。
虽因他为吕氏姻亲，不能排除其间可能存在的感情成分，但较之半个多世纪之后得自传闻的全祖望，显然其可靠程度要高得多。
足见，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的记载是很靠不住的。
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儒学案》仅据一面之词，何况还是很靠不住的传闻，便贸然立说，自然就难免以讹传讹，经受不住历史实际的检验。
众所周知，吕留良之蒙冤，乃在其身后40余年，系由清世宗惩治曾静、张熙秘密反清案，滥施**威，殃及枯骨所致。
而《清儒学案》的“名心未净，终贾奇祸”
云云，不惟于雍正帝的专制暴虐蓄意讳饰，反而拾清廷牙慧，对吕留良信口诋斥。
是非不分，黑白淆乱，显然与历史实际相去就太远了。
（四）几位不当遗漏的学者
《清儒学案》既以网罗儒林中人为宗旨，以下诸人皆非默然无闻者，似不当遗漏。
潘平格，字用微，浙江慈溪人。
生约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约在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
[7]他为清初浙东著名学者，与黄宗羲、张履祥、吕留良皆有往还，唯论学多不合。
所著《求仁录》，于朱、陆学术皆有批评，故世后，于康熙末年以《求仁录辑要》刊行。
道光间，唐鉴著《清学案小识》，视之为对立面，置于卷末《心宗学案》中。
虽误其字为“用征”
，但《求仁录辑要》的基本主张已有引述。
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时，《求仁录辑要》当能看到，遗漏不录，实是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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