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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既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一次狂飙。
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无一不是当时儒林佼佼者。
《清儒学案》著录之人，其下限既已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故世的柯劭忞，何以不著录先于柯氏辞世的康、梁、谭？退一步说，即使以康、梁入民国以后，尚有若干重要政治、学术活动，因而不便著录，那么谭嗣同早在百日维新失败即已捐躯，何以摒而不录？《清儒学案》的纂修者带着不健康的遗老情调，可以仇视戊戌变法中人，但是康、梁诸人的学术成就则是抹杀不了的。
从纯学术的角度言，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晚清今文经学巨子。
《清儒学案》所著录一代今文经师，既有清中叶的庄存与及其后人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下至凌曙、陈立、皮锡瑞，而不及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对康氏学说有重要影响的廖平。
以一己之好恶而人为地割断历史，实在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五）编纂体裁的局限
《清儒学案》承黄、全二案开启的路径，仍用学者传记和学术资料汇编的形式，以述一代学术盛衰。
这样一种编纂体裁，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
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说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涵于其间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是《清儒学案》一类学案体史籍所无从解答的。
惟其如此，所以尽管《清儒学案》的纂修历时10余年，著录一代学者上千人，所辑学术资料博及经史子集，斟酌取舍，殚心竭虑，然而终不免“几成集锦之类书”
的訾议。
一方面是学案体史籍在编纂体例上的极度成熟，另一方面却又是这一编纂体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这样一种矛盾状况，适足以说明至《清儒学案》出，学案体史籍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籍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纂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纂学中一个紧迫的课题。
于是与《清儒学案》纂修同时，梁启超挺然而起，以“史界革命”
的倡导，成为完成这一课题的杰出先驱。
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以之为标志，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史籍的一页，以章节体学术史的问世而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1]徐世昌：《清儒学案》卷首《自序》。
[2]徐世昌：《清儒学案》卷5《杨园学案》附案《吕先生留良》。
[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小山堂祁氏遗书记》。
[4]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2《复姜汝高书》。
[5]黄宗羲：《跋友砚堂记》。
此文不见于《南雷文案》、《南雷文定》等，附录于《吕晚村先生文集》卷6《友砚堂记》。
[6]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10“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六”
条。
[7]容肇祖：《潘平格的思想》，见《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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