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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宗羲看来，问题在于学者误会，一味依己意发挥，以致乖违师门本旨，引向荒谬。
他就此评论道：“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
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有恶念耳。
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
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
即此两句也。
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
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
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2]以此，黄宗羲认为，王畿倡心、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的四无说，篡改了王门四句教法，有违儒者矩矱，确嫌近于释老之学。
但他同时又予王畿之学以公允评价，指出：“先生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
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之盛衰。
……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
[3]
王守仁故世之后，越中诸王门弟子，因对四句教法解说分歧，流弊丛生。
黄宗羲认为，独有江西诸阳明门人，最能得师门真传，从而使阳明学赖以传衍。
因之《明儒学案》第二部分中的《江右王门学案》，竟多至9卷。
黄宗羲于此解释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
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
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
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4]阳明及门弟子中，汝中、汝止，二王齐名。
汝中谓浙东王畿，汝止谓泰州王艮。
王艮倡学泰州，以“淮南格物”
和“百姓日用即道”
之说而立异师门，数传之后，遂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了。
黄宗羲于此痛心疾首，为揭露其弊害，列为《泰州学案》四卷，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5]至此，阳明学遂告盛极而衰，处于非变不可的关头了。
《泰州学案》之后，为《甘泉学案》6卷，所录为湛若水、许孚远、冯从吾等11人。
《明儒学案》何以要立《甘泉学案》？黄宗羲有如下解释：“王、湛两家，各立宗旨。
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6]也就是说，王、湛两家虽宗旨各异，但为师者既多往还，其弟子又递相出入，殊途而同归。
说到底，记甘泉学，无异于表彰阳明学。
尔后道光年间，莫晋重刊《明儒学案》，正是由此出发，谓黄宗羲实以大宗归阳明，可谓信然不诬。
《明儒学案》卷43至卷57，为《诸儒学案》上、中、下，以此构成全书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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