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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又另有正修工夫？只因将意字看作已发，故工夫不尽，又要正心，又要修身。
意是已发，心是未发，身又是已发。
先生每讥宋学支离而躬自蹈之，千载而下，每欲起先生于九原质之而无从也。”
由于刘宗周不赞成王门四句教，认为它是王畿的杜撰，因而不惟通篇不录“天泉证道”
语，而且还于资料选辑终篇时，详加按语云：“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体。
又曰，至善只是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又曰，良知即天理。
录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
有时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亦未尝径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
因此，刘宗周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蒙因为龙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无恶之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
足见，《明儒学案》中的学术资料选编，并非漫无别择、不慎去取，著者的学术倾向，即在资料编选之中。
《东林学案》是黄宗羲用力最勤的学案之一，其父尊素亦在该学案中。
案内所辑资料甚富，皆经宗羲精心排比。
即以卷58之高攀龙学术资料为例，所选已达8类之多，依次为《语》、《札记》、《说》、《辨》、《论学书》、《杂著》、《讲义》、《会语》。
这些资料辑自案主卷帙浩繁的《高子遗书》中，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并不避讳案主对阳明学的尖锐批评。
譬如《论学书》一类，所载《答方本庵》有云：“阳明先生于朱子格物，若未尝涉其藩者。
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于格物，遂认明德为无善无恶。
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即心即性。
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学虚，其明也是心非性。
心性岂有二哉？则所从入者有毫厘之辨也。”
《杂著》一类，类似指斥阳明学弊病者更多。
所载《崇文会语序》云：“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
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
《尊闻录序》同样斥阳明学流弊云：“《论语》二十篇，不言心。
第两言之，曰其心三月不违仁，曰从心所欲不逾矩。
是则因有违仁、逾矩之心矣。
自致良知之宗揭，学者遂认知为性，一切随知流转，张皇恍惚。
其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变化之妙，而迷复久矣。”
关于阳明学说的形成和演化过程，高攀龙的描述，与王门中人多有异同。
学案辑其《三时记》语云：“余观文成之学，盖有所从得。
其初从铁柱宫道士得养生之说，又闻地藏洞异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及娄一斋与言格物之学，求之不得其说，乃因一草一木之说，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弃去。
则其格致之旨，未尝求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尝得其言之意也。
后归阳明洞习静导引，自谓有前知之异，其心已静而明。
后谪龙场，万里孤游，深山夷境，静专澄默，功倍寻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
是其旧学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
特以文成不甘自处于二氏，必欲篡位于儒宗，故据其所得，拍合致知，又装上格物，极费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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