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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的常言（44）——韵只是句末韵。
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
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
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45）。
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
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
，却也称“言”
，况且也非孔子所作——这更是傅会了。
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
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厉害，各走偏锋。
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
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
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
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
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
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
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
（46），从韩愈就如此。
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
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绝非古文所能表现。
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做去。
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
可算登峰造极。
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
，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
（47）但这种“魔力”
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
又不够用了。
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
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
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
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1） 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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