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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必须更努力更自觉地对付语言，这个语言所包容的世界也被生动地更新了。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ManleyHopkins）的诗可能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证。
文学话语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
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
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我们读到一个朋友草写的便条时并不怎么注意它的叙述结构；但是，如果一个故事突然中断又重新开始，如果它不断从一个叙述层次转到另一叙述层次，并且推延其**以保持悬念，我们就会鲜明地意识到它的结构方式，同时我们与它的接触也可以被强化。
故事——如形式主义者所说——使用“阻碍”
或“延迟”
手段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在文学语言中，这些手段是“显露”
的。
正是这些促使维克多·斯克洛夫斯基对斯特恩（Laureerne）的小说《商第传》（TristramShandy）——一本经常阻碍自己的故事线索，以致使它几乎无法有任何进展的小说——做了一个恶作剧式的评论，他说这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
。
因此，形式主义者把文学语言视为对于一种语言标准的一组偏离，即一种语言的扭曲：与我们一般使用的“普通”
语言相比，文学是一种“特殊”
语言。
不过，发现一种偏离就意味着能够确认被偏离的那一标准，虽然“普通语言”
（e）是某些牛津哲学家喜爱的概念，但是牛津哲学家的普通语言与格拉斯韦根（Glaswegian）码头工人的普通语言却不会有多少共同之处。
这两个社会集团用以写情书的语言通常也不同于他们与地区牧师的谈话。
以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的“标准”
语言，一种由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分享的通货，这是一种错觉。
任何实际语言都由极为复杂的各种话语所组成。
这些话语由于使用者的阶级、地区、性别、身份等等的不同而互有区别。
它们不可能被整整齐齐地结合成一个单独的、纯粹的语言共同体。
一个人的标准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偏离；用“里巷”
代替“胡同”
在布赖顿（Brighton）也许很有诗意，但在巴恩斯利（Barnsley）它可能就是普通语言。
甚至公元5世纪最“平淡无奇”
的作品，今天在我们听来也可能由于其古意盎然而具有“诗意”
。
如果我们偶然碰到某一产生于久已消失的文明的断篇残简，我们单凭察看并不能断定它是不是“诗”
，因为我们可能无法接近那个社会的“普通”
语言；不过，即使进一步的研究将揭示出它是“偏离的”
，这也仍然不能证明它是诗，因为并非一切语言的偏离都是诗。
例如，俚语就不是。
如果没有关于它如何在特定社会中作为一件语言作品实际发挥作用的大量材料，我们不可能仅仅看它一下就能认定它不是一篇“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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