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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成年时期的诗歌，我们的新诗歌，用思想的以太令人感触得到似的照亮着美学形式，清醒地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沉酣在幻想的梦里，它打开着神圣的灵魂庙堂的神秘之门。
简单地说，正像浪漫主义诗歌是幻想的诗和漫无羁束的向往理想领域的冲动一样，新诗歌是现实的诗，生活的诗。
（[俄]别林斯基：《智慧底痛苦》，《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六、日尔蒙斯基论文学的“形式化方法”
在“形式化方法”
这个一般的、笼统的名称下，通常包括了极其不同的工作，它们研究广义的诗歌语言和风格，历史诗学和理论诗学，即研究韵律学、诗歌选音学和旋律学，修辞学、结构学和情节结构，文学体裁史和文学风格史，等等。
这里列举的不能说很系统、很全面，但已可见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方法，还不如说是新的研究任务、新的科学问题领域，这样说原则上要更正确些。
科学视野向着形式问题方面发展，这在近十几年来表现得异常明显。
确实，现在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兴趣，把当前许多独立工作在文艺科学领域中的年青学者联合起来了。
这些问题与广义上的诗学风格问题相联系，就是说，一方面是与作为艺术的诗歌研究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作为文学创作材料的语言研究相联系。
无论他们在一般哲学、历史、语言学等问题上的分歧如何，换言之，无论他们在解决当前存在的科学问题的方法上有多么的不同，但共同的兴趣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在德国，瓦尔采尔（Baлъцeлъ）、季那里马斯（Дибелиyc）、赛赛特（Зeифet）、萨竺（Capaи）、施皮特策水（Щиtцep）等人的著作首先证明了科学兴趣的相同转变。
研究文艺科学的未来历史学家可能会评价这些意向的成效性。
在我看来，它独立于“对方法的追求”
，而在于对一系列俄国科学全然不曾研究、西方科学也涉猎甚少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具体结果中。
由于特别注意作为艺术的诗歌，这些结果逐年积累起来，从而证明了对待文学现象采取新方法的成效性。
至于读者对刺目的新事物的轻率迷恋以及同样轻率的失望（后者近似于排斥形式主义者），它们与科学发展中的这些事实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事实上，对韵律学、旋律学、修辞学、结构学等方面的研究能给知识界的庸人们以什么呢？很遗憾，由于没有专门的科学出版物，这些著作刊登在有大量读者的刊物上，引起了读者们公正的误解，而某些形式主义者在一些关于艺术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多次发言，像是有意地邀请庸人们当专业科学问题的审判官似的。
但是，难道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所谓形式化方法的科学性很差，提出形式审美问题毫无结果，还不如说科学该和庸人们分手了，不要指望在知识界读者当中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也不要害怕他们的不赞同和不理解？因为科学研究的价值既不由一般读者的通俗性、趣味性所决定（可以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既通俗又有趣味吗？），甚至也不由其对社会的实际效益来决定的（一个老问题：什么更有用，“是莎士比亚还是靴子”
？），而是由一定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所包含的客观真理与真实知识的量来决定的。
在这种作为抽象知识体系的科学真理的自我评价之否定中，我看到俄国读者表现出一种天生的卢骚主义，而其天才代表就是当时的列夫·托尔斯泰。
在德国，谁都不会对歌德的韵律学著作的科学价值或社会效益展开争论；在我国，唯一一位对普希金韵律学进行完善研究的专家在这一问题上所写的著作几年来都找不到出版者。
一位青年语言学家在被人遗忘的三十年代杂志中第一次查明了果戈理的《鼻子》这篇小说的未为人知的来源，他所写的文章在周围引起了一场笔伐，人们甚至激烈地否定提出这类问题的合法性。
比这些毫无结果的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被及时提出来的问题，即关于运用“形式化方法”
的界限问题，形式审美问题与文学科学其他可能涉及的问题的相互关系问题。
现在，在热衷于卓有成效的新工作时，对于某些新潮流分子来说，“形式化方法”
就成为唯一可用的科学理论了。
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也是一种世界观，我以为，与其称这种世界观为形式化世界观，还不如称之为形式主义世界观。
我曾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就P.O.雅可布逊、B.什克洛夫斯基、Б.M.埃亨巴乌姆等人的著作，阐述过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认为应及时对这些问题展开更广泛的讨论。
我把这里所出现的分歧归结为下列四个问题：1）作为程序的艺术；2）历史诗学与文学史；3）选题与结构；4）文字艺术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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