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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
意识制约的中国古代文人，在“立德”
、“立言”
方面难以有所作为而不得不去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道德精神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的影响。
陆游是突出的例证。
陆游年轻时的理想不是作诗，而是“立功”
救国，其《观大散关图有感》即云：“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
但他“立功”
无望，只好去当诗人，“书生本欲辈莘谓，蹭蹬乃去作诗人”
。
“立功”
意识并未因“立功”
理想破灭而消失，相反，在诗歌创作中却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他的诗歌作品是他“立功”
理想的真正体现。
古代文学家很少有人脱离道德价值和政治功利价值而进行文学创作的，“立言”
受“立德”
、“立功”
意识的制约，“立德”
、“立功”
的价值观念给文学政教功用论以重要影响。
第五，文学本身的工具性质。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工具。
言志之诗，载道之文，劝善惩恶之小说，关乎风化伦理之戏曲，在社会上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这种功效本身说明文学具有工具的性质。
古代文人也正是利用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而使文学为政教功用服务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夫使臣以诗表达政治态度，就是把诗当作交际工具来使用的。
孔子把诗当作“事父”
、“事君”
的工具。
汉代大赋的作用之一，也是被汉武帝当作娱乐消遣的工具。
白居易、韩愈、王安石、高明、施耐庵、吴敬梓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文学为工具、为一定的功利目的而创作的。
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使它为政教功用服务成为可能。
反过来说，政教功用论的形成离不开文学的这种工具性质。
（黄霖等：《原人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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