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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自己对自己说话时,除非我说的那些话(而不是我本人)能够预见到某种潜在的读者,否则我说的话就根本不算做话。
因此,萨特的这部著作开始提出“作家为谁而写作”
的问题,不过他用的是历史的而不是“存在主义”
的观点。
他这部著作追溯了17世纪以来法国作家的命运,从17世纪“古典主义”
风格标志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种固定契约或共同的设想框架,到19世纪文学内在的自我意识不可避免地描写它所蔑视的资产阶级。
这部著作最后论及当代“承担责任的”
作家陷入困境,他们既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写给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也不能写给“普通人”
想象中的某些人。
姚斯和伊瑟的这种接受理论看来提出了一个迫切的认识论问题。
如果人们认为“文本本身”
是一种构架、一套“纲要”
,等待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具体化,那么在未将它们具体化之前人们究竟怎样来讨论这些纲要呢?当谈到“文本本身”
,把它作为一个标准衡量对它的特定解释时,人们是不是在处理一些仅仅是自己的具体化的东西?批评家是否在向“文本本身”
要求某种上帝般超绝的知识——某种仅仅作为必须设法对文本做部分构成的读者所不可能得到的知识?换言之,这是人们怎么知道冰箱门关上时里面的灯就灭了那个老问题的翻版。
罗曼·英加顿考虑到这种困难,但却不能对它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伊瑟允许读者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我们并不是完全自由地按我们的愿望来解释。
因为解释要成为这一文本而不是另外某一文本的解释,它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文本本身合乎逻辑的限制。
换句话说,作品对读者的反应起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否则批评就可能会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
《荒凉山庄》只不过是读者对这部小说所做的千百万不同的、常常矛盾的理解,“文本本身”
也就作为一种神秘的未知数而被丢却。
如果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包含某些不确定性的确定的结构,而假设文本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读者选择构成它的方式,那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在解释“同一部”
作品呢?
并不是所有的接受理论家都觉得这是一种困境。
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什非常高兴地承认:当你认真对待它的时候,在讨论桌上根本不会有什么“客观的”
文学作品。
《荒凉山庄》只不过是已经或将要对这部小说所作各式各样的解释。
真正的作者是读者:读者对于在文学事业中仅仅像伊瑟那样合伙感到不满,所以现在推翻了他们的老板,自己接管了权力。
费什认为,阅读不是一个发现文本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而是一个体验它对你做些什么的过程。
他的语言概念是实用主义的:例如,一种语言学上的倒装法或许会使我们产生某种惊奇或迷惑的感觉,而批评只不过是描述读者对书页上的连续文字不断发展的反应。
然而,文本对我们“做”
些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对文本做些什么的问题,是一个解释的问题;批评注意的对象是读者经验的结构,而不是任何在作品本身当中会发现的“客观的”
结构。
文本中的一切——它的语法、意思、形式单位——都是解释的产物,绝不是“事实上”
给定的;于是这就提出了费什认为他在阅读时解释的究竟是什么的有趣的问题。
他对这个问题的令人喜欢的坦率回答是他不知道;但是,他认为其他任何人也不知道。
([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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