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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场投入不大的战争：进攻北非的大约只有1.5万名将士，而在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场，也只投入3万多军队。
然而，这些在西部的突袭行动却取得成功。
533—534年他夺取北非；在535—553年的战争之后，意大利也被收复。
6世纪60年代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军队甚至能够在西班牙南部取得立足之地。
这些胜利对于恢复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6世纪40年代开始，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前十四年间那种典型的雄心勃勃、充满自信的情绪开始让位于相对更为悲观的态度。
这有几点原因。
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士，如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和另一位当时的作家吕底亚的约翰（JohntheLydian）觉得恢复罗马帝国往日荣光的代价太大。
这两位作家都旗帜鲜明地否定查士丁尼一世内政和财务首席大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theCappado）的政策。
约翰后来失去皇帝的宠幸，并于541年被放逐，也许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
此外，尽管查士丁尼一世对波斯采取更有攻击性的立场，萨珊王朝依然有能力突破帝国的东部防线。
540年，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KhusroesⅠ）从美索不达米亚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并洗劫了安条克城——这一事件给普罗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记载，当打算通报这场大灾难时，他为此“感到头晕目眩”
。
也许最为关键的在于，查士丁尼一世的内政、财政和宗教政策自身也开始面临困境。
关于卡尔西顿会议的争端很明显越来越趋于纠结难解。
在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一世的神学家认真制定神学规范，试图满足各派的需要。
然而此时此刻，在卡尔西顿问题上的冲突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冲突的参与者根本没有兴趣达成教会内部的和解，因为他们认为和解对于他们各自尊崇的前辈英雄是一种不敬之举。
在财政方面，帝国于6世纪40年代遭遇严重的淋巴腺鼠疫的冲击，这场瘟疫始于中非地区，于541年经红海首次传入帝国境内。
这场瘟疫很快从埃及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意大利各地。
瘟疫的第一波传染及之后的反复肆虐重创了帝国的城市和乡村腹地，许多不同地区的同时代作家都记录了这一事实。
普罗柯比就曾记载，当瘟疫传到君士坦丁堡时，每天都夺去上万人的性命。
以弗所主教约翰亲眼见到“许多村庄的居民都在瘟疫中全部丧生”
。
帝国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
这一数字不仅意味着许多人遭受悲惨了的命运，还意味着帝国失去了许多纳税人，而他们正是国家依赖的对象。
这场瘟疫暴发之后多年，帝国的金币一再贬值，这是因为统治者试图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更广的范围。
与此同时，皇帝努力阻止行省贵族进一步扩张地产，但他遏制大地主庇护与逃税行为的努力均告失败，这进一步减少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收入。
查士丁尼一世关于行省的一些改革逐渐被颠覆，皇帝及其顾问的某些立法权也慢慢失去效用。
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了。
宫廷诗人考利普斯（Corripus）写道：“这个令人敬畏的男人去世了，他很明显地曾经征服过这个世界。
在举国哀伤之中，唯有他虔诚的面容看起来喜乐欢欣。”
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的记忆，在之后数代皇帝的脑海之中若隐若现，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修造的那些伟大建筑一样，长久地统治着这座中世纪的城市。
然而，尽管查士丁尼一世的这些建筑是如此宏伟，但是其统治受到瘟疫以及社会、宗教动**的影响，最终是在令人失望的气氛中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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