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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拉特时期，埃及虽然仍是混合型经济（包括农、牧、狩猎、捕鱼和采集于一体的经济），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了，居民点增多了，一个居民点存在的时间变得长久了。
这表明了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总的增长，从而出现了真正的定居。
这时人们生活的地区接近于尼罗河，利用自然灌溉的土地。
畜牧业在这时已不仅是为了肉食，也为了得到奶。
图2.5陶瓶。
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图2.6权标头。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7猎狮调色板。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8动物纹调色板。
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这时的埃及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人们发现有铜制的带索的渔叉。
埃及人已会开采燧石，用以制作石瓶。
埃及人用已经驯化的驴和纸草船作运输工具。
在通往红海的瓦迪-哈马马特通道上，人们发现了几个可能属于这个时期的居民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商队的驿站，这反映了尼罗河流域同红海联系的加强。
在属于这个时期的墓里的陶器上均刻有符号，同一墓里陶器上的符号都相同，可能说明它们是同一个人的，而不同墓里陶器上的符号则不同，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人，这表明了私有制的萌芽。
马迪耶认为，私有制的出现与畜牧业有关，发生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
在埃及，就是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
私有制的出现，不仅使得原来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了新的内容，即不仅为抢夺生存资源而斗争，而且还为了掠夺别人的财富而斗争，其规模也日益扩大，战争日益成为经常性的现象。
战争的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
于是出现了有围墙的城市，用以保护本氏族部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人们在狄奥斯波里·帕尔伏发现了属于这个时期的有围墙的城市模型，在涅伽达城的南部发掘出了城墙的遗址。
这显然是战争（各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次数增多和战争规模扩大的反映。
恩格斯曾形象地说道：“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
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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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埃及，在它最先进的地区，已经面临氏族制度解体的形势了。
与私有制萌芽及战争性质发生变化相应的是，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和身份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地位在悄然发生变化——向王权方向变化。
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涅伽达1610号墓里的一个黑顶陶上，人们发现了后来象征王权的红冠的形象；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的早期交界时期，涅伽达的1546号墓里发现了最早的荷鲁斯王衔的形象，一只象征荷鲁斯的鹰的形象。
这是王权萌芽和王权神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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