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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宽带的普及、智能基础设施和物联网在提高中小企业产品附加值和服务收益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给予中小企业更加优惠的数字化政策，对激活社会竞争活力、推动数字社会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数字社会战略
近十年来，我国在促进数字社会发展方面制定了大量的鼓励政策。
但当前主要是集中在数字经济方面。
如“十二五”
规划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十三五”
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五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在7月签批并由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并在2015年年底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
建设。
而发改委也在2016年5月印发《“互联网+”
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7年3月，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应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均衡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前提下，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问题逐步得到关注并最终提到了与数字经济同样重要的发展层次上。
3.加强数字隐私和安全系统建设
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伴随着数字技术规模和范围的变化安全和隐私风险，并可能对社会和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事态发展强调需要在政策和做法上建立和维持信任。
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在管理数字安全方面面临着明显的挑战和隐私风险。
数字安全事件可能导致消费者信任丧失，声誉受损或损害收入下降，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比对大公司更具破坏性，因为他们更脆弱，且更难以承担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成本。
数字隐私和安全体系建设是否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的数字社会公共产品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4.减少企业层面的数字社会准入障碍
数字社会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盘活了原有只属于公共领域的重要资产。
例如原来政府持有的各类数据主要用于社会管理，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利益。
但数字社会时代，数字本身资产化，使得企业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接入点。
而原有政府的一些财政负担反而变成了数字时代企业重要的争夺“宝藏”
。
但公共数据由于涉及国家安全，也存在诸多限制。
建议借鉴美国的公共数字资源体系建设，让企业广泛参与进来，特别鼓励中小企业在公共数字领域的企业创新活力，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面向未来的积极、良性互动是重要的落地方式。
5.要反思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
我国过去二十多年数字化快速发展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大学扩招推动的在技术人才方面的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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