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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韦尔（Lasswell）的“权威符号”
（symbolsofauthority），曼海姆的“意识形态”
，赫伯特·斯宾塞的“公共情感”
（publits）。
以上种种，诸如此类，都证明主导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占有核心位置。
与此类似，在心理学分析中，这类主导符号被私人接受后变得很重要，成为理由，往往还成为动机，引导人们进入角色，并制约他们对于角色的具体实施。
比如，如果从这些角度对经济制度做出公开的正当化辩护，那么再要诉诸自利来为个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也就可以接受了。
但是，如果公众都觉得有必要从“公共服务与信任”
的角度为这类制度提供正当化辩护，那么旧有的自利动机和理性就可能会在资本家当中引发罪疚感，至少也会引发不安的情绪。
在公共层面上行之有效的合法化，待时机成熟，往往作为私人动机也一样有效。
如此看来，帕森斯等宏大理论家所称的“价值取向”
和“规范性结构”
，主要处理的就是有关合法化的主导符号。
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用且重要的主题。
这类符号与制度性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
话说回来，这类符号并没有在一个社会中形成某种独立自在的王国，它们的社会相关性就在于能够用来证明或反对权力安排，以及有权有势的人在这种权力安排中的位置。
这类符号的心理相关性在于它们其实成了遵循或对抗权力结构的基础。
我们或许不能单纯假定，必然会有某一系列的价值或合法化占据主流，以免社会结构瓦解。
我们或许也不能假定，社会结构必然会被某个诸如此类的“规范性结构”
塑造成统合一体。
当然，我们更不能单纯假定，任何这类“规范性结构”
无论多么主流，在这个词的什么意思上讲，真的是独立自在的。
事实上，就现代西方社会而言，尤其是拿美国来说，有大量证据表明，上述所有假定的反面描述都更为准确。
往往会有组织得非常好的对立符号，用来证明叛乱运动的正当性，揭露统治权威，虽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不是这样。
美国政治系统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受到内部暴力的威胁，这样的延续性其实相当罕见。
这一事实或许也和其他一些因素一起，误导了帕森斯产生有关“价值取向的规范性结构”
的意象。
“政府”
并不一定像爱默生（Emerson）认为的那样，“在人的道德认同中扎下根源”
。
要相信政府真的是这样，就是将它的合法化与其致因混为一谈。
这样的道德认同或许是因为事实上，制度统治者成功地垄断了甚至是强加了他们的主导符号。
这种状况往往就像其他某个社会中的人那样，甚至比他们更为普遍。
有些人相信，符号领域是自我决定的，而诸如此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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