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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职业的声望尚不能抵消往往连带着的经济上的牺牲。
许多学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铸就的生活方式常常颇为凄惨，再加上他们意识到，相比于已经赢得其他领域里可以获取的权力与声望的那些人，自己往往聪明得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
在这些闷闷不乐的教授看来，社会科学的管理应用方面的新发展提供了能让人满足的机会，这么说吧，可以不必当上院系老大，去当经理好了。
不过，即使在愈发急切的年青一代里面，也时不时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式的职业生涯能把教授们拖出学院陈规，也完全可以把他们丢进至少同样令人不快的某种境地。
无论如何，这一切令人担忧，新式学院企业家常常显得并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标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就连可以从哪些方面界定成功实现了这些模糊目的，他们也往往显得心里没谱。
这不正是导致他们深陷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吗？
美国的学术共同体作为整体，在道德上是对自己已然涉足其间的新型实用取向开放的。
无论大学内外，处在学术中心的人们都成了行政管理机器里的专家。
这无疑使他们的关注，使他们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趋于狭隘。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当罕见的。
而转向技术专家角色的趋势更加固了他们与政治无涉的姿态，减少了（就算可能有）他们的政治涉入，由于弃之不用，他们就连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
你经常会碰到一些新闻记者，相比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我要遗憾地说，相比起政治学家，他们在政治上都要更为敏感，更有见识。
之所以如此，上述趋势也是原因之一。
美国的大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见的，它很少教学生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力斗争的事态。
对于共同体中叛逆反抗的这些部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很少甚或毫无持久接触。
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让一位普通的学术从业者在其职业生涯当中，与之结成相互教育的关系。
不存在一股运动，能为政治知识分子提供支持，赋予声望，更不要说给份工作了。
而在劳工团体中，学术共同体即使有什么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此种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纳新型实用取向。
因此，要是说什么人在“出卖自己”
，未免既欠妥当，也太天真。
要知道，只有当真有什么东西在出卖的时候，使用这类尖刻的言辞才是恰如其分的。
[1]这两段引文转引自BarzunandGraff，TheModernResearcher（《现代研究者》），NewYork，Harcourt，Brace，1957，p.217.
[2]比较《商业周刊》上有关经济学家的报道，见BusinessWeek，2August1958，p.48。
[3]1958年4月12日在美西政治学会（WesternPoliticeAsso）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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